谥号"忠"，是怎么变成明朝臣子眼中的"香饽饽"的

中国古代的谥号是指皇帝、皇后及官员在死后，由后人根据其历史功过，拟定的高度概括与评价逝者一生的称号。谥号通常分为美谥、平谥、恶谥三种，分别起赞扬、同情、否定三种作用。

到明朝，统治者沿用唐宋期间三品给谥的制度，对三品以上的贤能大臣给谥。在明统治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据史书记载，证谥“忠”官员共计121人。忠者，危身奉上、险不辞难。“忠”的谥号，对明朝的官员来讲，也是一种认可与激励。一、明代官员“忠”谥的内涵

《逸周书·谥法解》中“忠”意为“危身奉上”，即哪怕伤害自己也要侍奉君上。在郭良翰所撰《明谥纪汇编》中的“忠”则有了更加充分全面的释义：“危身奉上”、“盛衰纯固”、“临患不忘国”、“推贤尽诚”、“廉方公正”与“杀身报国”。

1、军事上的忠——身先士卒之忠

明朝获得“忠”谥的官员多有军功在身，他们“临患不忘国”，为国家、君上舍生忘死，危身奉上即为此意。孔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明朝获得“忠”谥的官员恰有此志，他们不畏敌人、不怕牺牲，愿以一己之力换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以于谦为例，他是永乐年间进士，曾经随朱瞻基亲征，平定朱高煦之乱。以文官之身入军，以慨然不屈之态于朝堂怒喝朱高煦，斥责得汉王两股战战，汗流浃背。

在正统年间，于谦遭太监王振打压，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后王振蛊惑英宗御驾亲征，讨伐瓦剌也先，但英宗却反被也先擒拿俘虏。面对朝堂不绝于耳的“南迁”之议，于谦力排众议厉声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在他坚持下，他带领二十二万将士共同守卫北京，发起后世称道的“北京保卫战”，扶代宗继位保卫国本。景泰八年，英宗复辟，于谦遭石亨、徐有贞等人诬陷，含冤而亡，直至明宪宗时，才追谥“肃愍”，到明神宗时，改谥“忠肃”。

于谦之忠，在于大难之际忠于国家社稷，在危难之际挺胸而出忠于祖国江山，是战争沙场之上的身先士卒不惧不悔。

2、政治上的忠——死谏之忠

在朝堂上，“忠”还有另一种表现，在于为了国家社稷安慰，以死相谏之忠。对于大多数文官而言，鲜少有机会可以上战场杀敌，报效祖国，但是他们在朝野之上，往往又不惧强权，一心为国为民之慷慨。明嘉靖年间著名文臣杨继盛，曾力劾仇鸾、硬击严嵩，在监狱中久居三年，最终为严嵩所害，他临刑前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这种不惜付出生命也要谏诤的行为，恰如屈原在《离骚》中所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精神既是对国家之忠，也是忠于自己的道德与品格。概而言之，这种行为大概是一种“从道不从君”的信仰之“忠”。

为人臣者，既要忠于君王，也要忠于道义，只忠君王容易谄媚阿谀，只有在忠君的基础上坚持道义的力量，坚持国家社稷的第一位，坚持为国为民的底线，才是真正的士大夫“忠”之道。二、明代官员“忠”谥的概况

在明代，官员的谥号通常取二字，如果其中一字取“忠”，则是对该官员至高无上的褒奖，是一种巨大的政治荣誉。

1、武官谥忠，以军功为尊

在明太祖时期，就有不少开国功臣死后谥号带“忠”，《明太祖实录》，明朝开国功臣孙兴祖，曾随朱元璋北征，死后获封燕山侯，谥忠愍；成化年间的毛吉，曾担任刑部广东司主事、广东佥事，死后谥号“忠襄”；吴克忠曾随朱棣出征瓦剌和阿鲁台部，土木之变中战死沙场，去世后被追谥“忠勇”。

明朝大部分获得“忠”谥的大臣都用军功在身，这是因为对于皇帝而言，为他、为祖国江山卖命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可以体现臣子忠心的表现。

2、文官谥忠，仗义直言为尊

在明朝历史中，忠的谥号并不仅存与武官之中，也会赐予文官。但文官谥“忠”又分为三种情况：其一在于，明朝战事之中推崇文官治兵，如于谦、郭应响、蔡道宪等人，均是以文官之职行武官之事，有一定军功在身或最终战死沙场。

其二在于，仗义执言、激烈谏诤的文官也会被追赐“忠”的谥号，如邹智、沈炼、魏良弼、杨涟、周顺昌等；其三在于，深受皇帝信任的大臣，也有一定几率在去世后获得“忠”的谥号，如胡濙、叶向高、温体仁等。

以杨涟为例，他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著名谏臣，与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共称“东林六君子”。杨涟从常熟知县到兵科都给事中，天启五年担任左副都御史，他在朝廷任职期间紧密关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致力于弹劾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最终被魏忠贤诬陷下狱。

临刑前留下慨然血书：“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直到崇祯年间，杨涟才获平反，追谥“忠烈”。三、明代官员“忠”谥的原因

谥号是对人一生是非功过的评价，是我国古代独有的官员文化，统治者通过赐谥来褒扬、激励下属官员。而明代是我国古代官员谥法、谥号承传发展的重要时期，它取消了官员的恶谥、唐宋的议谥、驳谥，谥号也更加具有意义。

其中，“忠”谥的颁布更具有严格的审核与要求，对臣子谥号“忠”，是对其品性、能力的重要认可。但是，什么样的臣子才可以获得忠的谥号？这就需要从官员的品级、得谥资格等因素来进行分析。

1、依照品级划分

谥号是由皇帝赐下的，通常需要严格依照品级来评定是否有资格获谥。在先秦至汉，谥号是同爵位一起存在的，有爵方有谥，谥号只给予封有爵位的贵人。魏晋南北朝时开放了谥号的资格限制，有功勋的官员也可以获得皇帝赐谥号。从隋朝开始，谥号的范围扩大到了三品以上，这一标准也一直延续下去，直至明朝。

明朝沿袭唐宋的谥号制度，从三品以上的两京大臣中选取贤能、有功勋的大臣准予给谥。明朝时，一品得谥的大臣最多，二品以下的达成就多要选取其中优秀的、贤能的臣子。但是，明朝历史悠长，其中也有官员是身居要位，但是品性不端，靠阿谀奉承、取信皇帝来获取美谥，如嘉靖时的道士邵元节谥“文康荣靖”、陶仲文谥“荣康慧肃”等。

2、重视工作业绩

工作业绩是衡量一位大臣能力的体现，也是权衡与评定大臣是否能得谥的决定性因素。万历年间礼部有明文规定“申明谥典，文武臣各行所司，查生平履历，有无论劾，广加咨询，必其节概为朝野之具瞻，勋猷系国家之休戚，公论允服，毫无訾毁者具议，请上裁。行业平常，虽秩隆毋许滥议。上诏纂入会典。”

工作业绩是在品级划分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从中选取真正忠君为民的大臣。同时，在特殊时期，以工作业绩来衡量是否给谥甚至要大于以品级论处。

以洪武年间，官从五品的翰林待制王祎，他曾出使云南，面对元朝遗留势力梁王的威逼，慨然斥责辱骂：“天既灭汝元，命眷我大明混一天下。汝如爝火余烬，岂能与日月争光? 我奉上命，必不为汝屈。汝以凶威逼我，我宁畏死耶？”，其后当场自刎。这种捍卫国家气节的行为使得王祎在死后获得“忠文”的赠谥。

3、皇帝高度集权

明朝相较唐宋，中央集权进一步加深，平衡君臣关系成为了执政极为重要的关键。对此，谥号就成为一种有效的表现皇恩浩荡、鼓励及威慑朝臣的手段。明学士丘浚曾言:“自古谥皆请于君，春秋之世犹然，后世始以属有司，我朝始复古制，凡大臣有功德于世者，其谥皆上赐云。”

皇帝赐谥是对官员平生功绩与人品的认可，但这并不是纯然客观的，有时候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喜好。如嘉靖皇帝颇为宠爱道士邵元节，就在他死后赐谥“文康荣靖”，开了明朝四字谥号的先河。这种高度集权下的赐谥行为，极大的践踏了谥号的公正性，让本应起到奖惩、示范作用的谥号不再具有公平与正义，极大的消磨了臣子、后人对谥号的崇敬。

明朝的“忠”谥是忠君，忠国，“忠”的谥号下是一种内化的儒家家国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有效的激励大臣为国家、为君王抛头颅、洒热血，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