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看康乾时期艺人的生存状态，为何贾府要建立戏班子

《红楼梦》被誉为我国四大名著之首，对当时的贵族生活有极其细致的描写，不管是他们的饮食还是平时娱乐活动，曹雪芹都写得细致入微。

但在红楼梦几百个人物角色之中，地位最低下的不是故事里面的丫鬟仆人，反而是一些面容姣好的戏的艺人。

在文章中，这些艺人身份低下，不仅可以被随意处置，当成炫耀的玩意儿，身家性命也不能由自己做主，尽管在故事中芳官等女孩子活的张扬肆意，热闹过去了，她们便没有了交代笔墨。

一．建立家班的原因

明朝时期，戏班子文化已经非常繁华，许多富家子弟，都以豢养歌妓为乐。但是在清军入关之后，明朝的大族大多家财散尽，他们豢养的戏班子也四散奔逃。

等到清朝政局稳定，开始逐渐向中原文化融合的时候，这些戏曲表演者才重新活跃在了人们面前。

在清朝初期，当朝统治者明朝毁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世家大族骄奢淫逸，平时不允许官员在家里豢养唱曲儿的艺人，表面上明令禁止，但是官员们私下里依旧以养着戏班子为一种骄傲，因为这是一种显摆炫耀的象征。

还有一些人为了讨好当时的当权官员，会拿着艺人做礼物，一个长相漂亮，歌喉清亮的戏子，要比什么玉器金银值钱多了。

1. 主人娱乐需求

在古代，人们没有手机电话，娱乐方式非常寡淡，不是在院子里面逛街，就是写诗绣花。贾府人在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里，听戏就是最大的娱乐方式。

《红楼梦》第四十回记载，贾母在听到乐器声音之后，倏地想听曲子，直接就让家里的艺人在园子里面搭台唱了起来，宝玉看了《牡丹亭》来了兴致，就能让班子里的小女孩儿立刻唱上一首“袅晴丝”等，通俗一点来说，这就是一个点唱机。

如果没有这些戏班子姑娘，贾府人不能那么轻易听到曲子，来了兴致，只能出门跑到戏院，姑娘们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而家里面的戏班子就能随时随地开嗓，可以按照每个人的喜好表演节目，芳官唱《寻梦》时就可以按照贾母的意思改变乐器的使用方式，《惠明下书》也不需要顾及刻意的规矩，主子喜欢什么立刻就可以得到反馈，有些时候还可以让人唱自己写的戏曲，便捷又有成就感。

2. 为了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

在故事之中我们看到的戏剧已经不单单局限于一种娱乐演出方式了，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这些戏班子也是达官贵人们交往的媒介礼物。

清康熙年间，一介书生俞锦泉养了不少戏班子，经常借着唱戏的名号结交名流，以此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原著第八十五回，贾政升了官，金陵王家和不少亲戚朋友都来贺喜，送来的礼物正是那些家中豢养的艺人。在当时年代，如果家中组建了新的戏班子，请亲戚朋友来看上一看乐呵乐呵，是非常重要的交往形式。

如果不把戏班子里的艺人看成是身份平等的人，把他们当做是一个摆件儿，那么技艺精湛的便可以抵得上是珍贵古董，当时就有不少人借着这些艺人当成是阿谀奉承的工具，把他们当做是珍惜玩意儿献给上级，以此来获得青睐和升迁的机会。

曹雪芹写戏班的姑娘写的流畅，得益于他少年时期的经历。曹雪芹的舅祖父李煦曾在奏折中对当朝统治者献宝：写他近日来寻了不少女子，正在教唱戏，希望能够以此来博得皇上的欢心。

在当时那个阶级极为明显的时代，从小被卖到戏班子里的人并没有基本人权，他们可能会在某段时间获得主子的宠爱，这种爱是有条件有保质期的，等到年岁渐长，不再像年轻时候一般青春美貌，他们就会被弃如敝履。

3. 为了满足封建礼仪的需要

在康乾时期人们在款待宾客的时候，往往会在家里举办各种享乐活动，而在这种想法活动，戏曲表演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养一个戏班子，等到客人来了，拉起一个台子，唱上几个时辰，这和举办宴席游戏性质差不多。曹雪芹家中深受皇上宠信，在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曹雪芹的几位长辈就为迎接皇帝而养了不少戏班子。

这也和原著之中元春省亲相应和，在建造的大观园之中，贾府也购买了不少的女童。

官宦大家养的戏班子越多，也显示着皇帝的娱乐活动渐渐的变成富家官邸的消遣日常。

二．家班艺人的来源

虽然有些名角看上去非常风光，但是他们年老色衰之后的生活却无一例外的无比凄惨。在班子里面谋生，靠的就是嗓子和样貌，年纪轻长的漂亮的时候，主子放在手心里宠着，可以活的潇洒，甚至能够和原著中的芳官一样，在贾宝玉的背上靠着睡。

五十八回中，贾府因为老太妃去世，不得不遣散家里面的伶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自述“虽有父母却只以卖姐妹为事”，“父母已亡被叔伯兄弟所卖”

“朱门大道边，堂高郁嵯峨”，“千金买吴儿，命工诲之歌”，“忽见满镜霜，奈何吴儿何”，曾经风光一时的伶人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像是一飘浮在湖面上的枯枝，随波逐流。

当时年代，伶人有祖上获罪被罚没为奴的，也有家境贫寒，不得不出来卖儿卖女的，但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改变不了他们被侮辱而被侵占的本质，这也体现出了封建社会阶级森严，底层人民生活悲惨的痛苦。

封建社会里面贵族生活看上去光鲜亮丽，但是这背后，却是由大多数底层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在家庭败落之后，曹雪芹也意识到了这最悲哀的一点。

三、家班艺人的生存状态

明清时期，像贾府伶人一样不受苛待的并不多。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们可能会被小贵族买去，被疯狂的压榨使用，更倒霉的则被倒手多家。

1、更改姓名以艺名为生

在做伶人之前，不管家境再怎么贫困，这些孩子都是有自己本来名字的。若是一朝被卖掉，他们就失去了拥有自己名字的权利，也就失去了人权，只能由主人赐予昵称。宝玉给芳官改名“耶律雄奴”，湘云让葵官改名“韦大英”，这只不过是主子们一句玩笑想法，一些人根本就无力反对。

在人们的心中，班子里面的人，从事的是取悦别人的行业，非常低贱，因此如果父母把孩子卖到了唱戏人手里，那么他们就会把孩子从家谱之中剔除，连姓氏都不配拥有，从此伶人没有了父母之说，生命被完全地攥在主人手里。

2.被禁锢自由如同“笼中鸟”

在原著里，结局最理想化的莫过于龄官，她有着爱恋自己的贾蔷。在《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贾蔷买了一个会变戏法的鸟雀回来，本以为这可以逗一逗常年不能出门的龄官，没想到却让对方非常愤。

“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

这几句话虽然夹杂着小女生闹性子的赌气，但这确实也是戏班子伶人的悲惨现实。总有人觉得唱好了戏，得了宠爱会风光无限，但却没有人问过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唱这种戏曲，是不是真的喜欢放弃自己的自由。

就算是有志气自立门户的伶人，面临的困难也是不可想象的，首先离开了主人的庇护，他们就没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很有可能会饿肚子，很有可能会无处可去。如果太过出挑，没有主子的庇护，还有可能会被其他人抢走凌辱。

3.没有尊严饱受歧视和侮辱《魏书·刑法志》中有记载：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为乐户。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唱戏的乐户地位非常卑贱。古代有“贱民”一说，唱戏的就属于其中。俗话有三教九流，三教为佛、道、儒，而唱戏的戏子就是最低位的下九流一列。

作为没有人权的物件，他们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没有从政的权利，没有穿着普通服饰的权利，更没有和其他平民百姓结婚的权利。

种种规定之下，许多人将戏子妓女划为一类，如果书香门第之中出了同戏子交往的少年，那必定认为这是有辱门楣。作为一种极其残酷的惩罚，人们都认为戏子是对一个人身份品行最大的侮辱。贾政知道儿子和戏子蒋雨菡交往之后，正是下狠手，将宝玉打的半条命都没有了。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也非常真实的写出大家对戏子的态度。

第五十八回，抚养芳官的干娘生气，直接辱骂她“戏子没一个好缠的，凭你什么好人，入了这一行，都弄坏了”，奴才上位的姨娘更是直接认为戏子都是“小娼妇养的”，“娼妇粉头”，能够被伺候别人的奴才瞧不起，可见戏子的地位有多低微。

就连一直行善爽利的探春也觉得“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些玩意儿”，慈眉善目喜好佛法的王夫人又说“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

湘云只不过说了一句芳官有几分像黛玉，黛玉就气的当场变脸，哭啼啼地反击“拿我比戏子取笑”。连黛玉都如此，当时的社会文化已然深入人心。

曹雪芹笔墨不啰嗦，寥寥几句话就写出了当时戏子生活的不容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康乾时期的社会歧视其实非常明显严重，戏子们处于被玩弄随意处置的可怜环境之中，他们的存在是封建社会黑暗最显著的表现。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把人当成是一件物件儿，随意凌辱都是非常不可思议且令人难以忍受的。越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越不能设身处地的体会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和平等。

只是因为某些贵族们的爱好和需求，他们就要失去自由的普通生活，被强安上一辈子只能唱戏的任务，更可悲的是，等到他们老去连戏都唱不了的时候，人们依旧会对他们饱含着歧视。运气好的可能会成为主子家里面的奴仆，至此有了安稳的生活，运气不好的则被随意的发卖了，理想的结局就是被主子看中抬为姨娘，虽然依旧会饱受白眼，那也比其余生死都难以保证的同行人要好太多了。

贾府对外的形象一直都是和气仁爱，不苛待下人，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中，人们却可以对唱戏的姑娘们随意打骂，动辄恶语相向，“狐狸精”“娼妇”，多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

作为年少时期经历过贵族生活的曹雪芹，自然在家中看到过戏子们受到欺辱的景象，因此他写出来的文字，反映现实的程度是比较高的，所有人共同的社会共识就是伶人下贱，他们的悲惨生活从进入户籍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就算是到了民国时期，有了名角戏子的出现，大多数人当然是不能接受他们的平等身份。电视剧《大宅门》里，白家小姐想嫁给一个名角，不管对方多有盛名，长辈都是一致反对。就算压迫戏子的封建社会已经灰飞烟灭，但是这种长时间留存下来的历史文化影响依旧会挥发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