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孔明在其执-政后期，已经较为明显地把蒋琬视为其接班人的第一人选，然而他又并未有意识地帮助蒋琬树立领-导权威，甚至在北伐的过程中，又给了杨仪和魏延二人以“我可以取代诸葛亮”的想象空间，从而酿成了孔明病逝之后杨魏相争两败俱亡的蜀汉一大悲剧。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向后主刘禅举荐了一批官员，其中开列了姓名的有侍中郭攸之、费祎，黄门侍郎董允，将军向宠；另有一些没有开列姓名，但却实有所指，他们是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

那么，以上七人是否就是孔明心目中的接班人？还不能这样认定。

建兴五年，孔明统率三年北驻汉中，准备大举北伐。孔明深知，仅以益州一州之地要打败曹魏，完成“讨贼兴复”的大业，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个长时期的战斗任务。

如果说汉中是抗魏的前沿，那么成都则是事业的根本，安危所系。孔明决不愿意看到在他北伐期间后院起火，由“小人”发生变故，而动摇整个蜀汉的根基，因此临行前写了一道奏折，向后主举荐了一批“贞亮死节之臣”，敦请后主要“亲之信之”，听取他们的“兴德之言”。

很显然，郭攸之、费祎等七人，仅仅是孔明一时举荐的“贤臣”，还不是确切意义上的接班人。实际上，作为孔明的接班人，也只能有一人，他就是蒋琬。

蒋琬本是零陵湘乡人，投靠在刘表手下做了一个小小的书佐官，后来跟随刘备入蜀，做了一个名为广都长的地方官员。

有一次刘备游览到了广都，看见蒋琬根本没在兢兢业业地办理公务，却时不时喝得酩酊大醉。刘皇叔当然非常生气，便要把蒋琬拉出去斩了。

当时孔明刚好在场，便劝告刘备说，蒋琬这个人可是一个“社稷之器”，根本不是只能治理百里之地的人才。他治理地方的特点就是以安抚百姓为根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美化政-绩上，希望主公重新审核，量才重用。

刘备非常敬重孔明，既然孔明这么说了，就不便加罪于蒋琬，只是免了他的官。不久，刘备心情好了，又先后任命蒋琬为什邡县令和尚书郎。

公元233年，蒋琬被任命为丞相府东曹椽，又升任参军。孔明移镇汉中后，蒋琬与长史张裔实际就担负起了在朝中代理孔明处理相关事务的职责。公元240年，蒋琬代张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支持孔明在前方作战。

正因为蒋琬为人方整，办事谨慎，很得孔明的心意。孔明经常赞扬蒋琬是一个可以跟自己共同辅佐君王的优秀人才。孔明他还曾上了一道密表给刘禅：如果我不行了，就把丞相这摊子交给蒋琬吧。种种迹象表明，孔明心目中的第一接班人是蒋琬。

同样的材料还出现在《杨仪传》中。传文中说：“亮平生密指，以（杨）仪性狷狭，意在蒋琬。”这里所不同的，是在用蒋琬与杨仪的比较中作出这种选择的。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孔明虽然一直把蒋琬视为第一接班人的最佳人选，却始终没有在率军北伐之前把这件事确定下来，他的目光却始终在魏延与杨仪两人中游移。于是，一直给他们委以重任、共商军国大计，培植他们的威信。

直到后来杨仪与魏延不和，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完全无法调解的地步时，孔明才转而考虑蒋琬，而这时仪延两人的脑子里就再也接受不了这一事实了。

后来杨仪与魏延不和已经不再是个人性格的弱点了，而是发展成为一场权力之争，也就是争夺孔明接班人的斗争。最终魏延被杨仪诛杀，杨仪也自杀身亡。杨仪与魏延的权力之争酿成蜀汉的一场悲剧，正好说明了孔明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没有一做好，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空白。

孔明死后，蒋琬以丞相长史提拔为尚书令，后来又是“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突然之间，出类拔萃，地位高居百官之上，然而，由于之前缺乏针对性的培养计划，蒋琬的个人威望实在难以服众。

只不过在这时，由于蒋琬表现出了较高的素质修养，“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色举止，有如平日”，方才博得了百官的欢心，慢慢地才让众人接受了蒋琬成为孔明继任者的事实。

如果孔明早早做好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平日里便树立了蒋琬的领-导权威，将权力逐渐移交，那就既不可能发生杨仪与魏延之争的惨祸，也可让蒋琬水到渠成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出现从孔明到蒋琬政-权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