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为“士”死：谈宋高宗的知己秦桧，是如何为他而“死”

“士为知己者死”，意思是“人会为了理解、栽培自己的人而舍生取义。”最初，这句话出自死士豫让刺杀赵襄子失败后慷慨赴死的遗言。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都将这一举措视为个人品格中最为难得的“忠义”，成为了后世如荆轲、方孝孺等忠义之士“举身赴清池”的精神源泉，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气节”的代名词。

但是，能够为“国士之遇”而“以国士报之”的“豫让精神”固然壮烈，但是并不伟大。事实上，在个人的恩怨情仇之上，还有对家庭、社会应尽的社会职责，为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正因如此，忠于民族的岳飞成为了“岳武穆”，备极哀荣，而仅仅为了“知遇之恩”效死于宋高宗的秦桧被永远的禁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我们就从秦桧说起。一秦桧——古代版“高育良”

提起秦桧，人们对他的了解多源于明代评书——《岳飞传》，其中把秦桧描写为一个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的卧底，一个凭借宋高宗宠爱为所欲为的奸臣，这深刻的影响了后世对秦桧个人的评价。与绝大多数的达官显贵相仿，秦桧在《宋史》中占据着一席之地。编写《宋史》的史官为突出“岳武穆”忠贞爱国的“政治正确”，基本将以“莫须有”罪名谋杀岳飞的秦桧定义为“奸臣”。虽然如此，秦桧的生平仍然可以从《宋史》中提炼出来。

1.“从政”的“教师”

秦桧早年事迹不详，兴许是其出自“寒门”的缘故，使秦桧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秦桧于政和五年“进士及第”，后考中“词学兼茂”科，以“太学学正”这一“宫廷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央机构，这一身份作为秦桧的“本科专业”，伴随了秦桧的一生。

秦桧第一次在朝廷中崭露头角，就与女真人有关。靖康元年，不堪外辱的宋徽宗匆匆禅让于宋钦宗，面对北方金人南下“攻汴京”以及“遣使求三镇”的军事外交压力，秦桧向朝廷进言“军机四事”，企图通过说教拯救危在旦夕的北宋帝国。

在“军机四事”中，秦桧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实情，“乞止许燕山一路”，即将北宋新近赎买，但根基不足的“燕山”一路捐出，以空间换取时间。同时，秦桧指出“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希望宋钦宗能效仿先祖宋真宗，御敌于国门之外。但秦桧的第一次说教没有得到正面答复，不久，宋钦宗派出了割地求和的使节。

2.试图重建宋帝国的努力

由于金军侵宋屡战屡胜、钦宗朝中主降派的人数众多，秦桧及部分主张抗金的文臣很快失势。靖康二年，“汴京失守，二帝幸金营”，北宋帝国随即崩溃。金人为避免直接接触华北地区反抗不断的旧宋臣民，决定通过建立“伪政权”，以达到间接统治此地的目的。

在商讨“伪政权”头目时，部分降臣举荐张邦昌建立“伪楚”。被俘的秦桧对此大为震惊，以“西汉绝于新室，光武以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温篡夺，李克用犹推其世序而继之”为例子，“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试图劝说金主复兴宋氏。但是，秦桧的第二次说教，也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是年，“伪楚”建立，张邦昌很快还政于赵构，不久便死于之前的乞和行为。

这一系列的变故，改变了秦桧的心境，“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让他认清了统治者的目的，也让他学到了“因材施教”的重要性，为后来他与宋高宗的知遇奠定了人性的基础。

3.秦桧与赵构，“知遇之恩”与“师生情谊”

秦桧被俘后，于建炎四年举家返宋，一说他已暗中降金，重贿金人而返，另一说秦桧是伺机出逃，总而言之，秦桧返回了宋廷。当时，宋廷内部对秦桧的返宋同样众说纷纭，“多谓桧与㮚、傅、朴同拘，而桧独归”。众人被俘而秦桧独返，宋高宗恐怕也有所疑虑，为了打消疑虑，秦桧揣摩高宗心意，呈上了对高宗而言振聋发聩的一疏。对秦桧来说幸运的是，他的“因材施教”找到了最合适的学生。

秦桧回朝后，首先提出了“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战略方针，意为放弃恢复北方的宏图，承认金人在北方的统治，将宋帝国的统治重心南移，偏安一隅。这一次，秦桧的说教终于得以采纳，两人一拍即合，高宗甚至认为，“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正是秦桧的战略与宋高宗不谋而合，宋高宗不仅将秦桧视为知己，更任用他草拟议和诏书，打击主战派，主持绍兴议和，使秦桧在朝中权势日隆。宋高宗也在秦桧的帮助下，渐渐将权力集中于中央、皇帝之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宋高宗”。

某种意义上说，秦桧不仅仅是宋高宗的臣子，更是宋高宗个人心理方面的知己、国家战略上的老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宋高宗忘记了“靖康耻，尤未雪”的国仇家恨，最终不得不借助秦桧之手，向金人“服软”呢？二南宋之殇——“收不得”的北方

南宋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失去了半壁江山，仅剩下“残山剩水”，但南宋王朝得以存续百年，也幸亏于北方之“失”。那么，南宋初年的宋高宗，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局呢？

1.桀骜的将军与“藩镇割据”之祸

“乱世出英雄”，是人们的一贯看法，也是历史的一贯走向。南宋初年，兴起了以“中兴四将”及其属兵为代表的“军人阶级”。在军人阶级中，部分继承于北宋原本的禁军建制，在北宋末年的宋辽金夏战争中脱颖而出，另一部分则源于北宋末年为应对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而放宽限制的“地方团练”。不约而同的是，这些将军都有一支人数庞大的嫡系部队，作为军事活动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载体。

抵御外辱的军事需求促进了北宋末年社会的大规模军事化，国仇家恨更是刺激了华夏男儿的血性和斗志，塑造了如岳飞、韩世忠等精忠报国的典范，却也使得军人在国家中的地位日益升高。北宋朝廷尚存时，中央配合地方的“官僚机构”还可以对这些军人加以节制，徽宗、钦宗被俘后，被军人保上皇位的“宋高宗”就不得不迁就于享有拥立之功的军人，设立了包括刘光世在内的“建节节度使”，享有地方军事全权。这在宋高宗眼里，已经触及了宋帝国存亡的底线。

宋高宗之所以忌讳军人权力过大，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有关。唐朝中期，节度使安禄山叛唐自立，一度攻取长安，为恢复帝国，唐朝统治者允许包括颜真卿在内的地方官组织乡兵反抗叛军统治，并为平息战乱大肆分封享有地方全权的节度使。虽然其中不乏郭子仪在内的忠臣猛将，却也为军人控制地方、反抗中央铺平了道路，酿成了终唐一朝都未解决的“藩镇割据”。

宋帝国吸取了唐末乱世的教训，分割了节度使拥有的权力，宋高宗作为宋帝国宗室，深知军人的再度得势意味着什么，也清楚一旦军人将势力延伸至北方对自己的统治所造成的巨大威胁，使得宋高宗对北方的收复疑虑重重。

2.“不抑兼并”和农民起义

金人的入侵刺激了宋帝国的社会军事化，也加剧了宋帝国早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宋帝国在继承唐帝国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自身也实现了“技术爆炸”，中国著名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都于宋代发明或广泛使用。在农业上，铁器锻炼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生产效率，配合宋代水利工程的大规模修建，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重要粮食产区，也酿成了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

粮食产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促成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由于生产效率提高，有限的耕地不再需要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耕地的自耕农和佃农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能够致力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无地农民则另辟蹊径，进入城市从事官营或私营手工业，成为不断壮大的市民阶级中的一员。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宋帝国税收政策的变化。

宋帝国朝廷很快发现手工业、商业中蕴含的大额利润，开始介入并剥削从事这类行业的业主，在发现从商品交换中提取财政收入可以使帝国得到巨额的财富后，宋帝国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策略，使得儒家“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最终加剧了帝国内部的社会矛盾，北宋后期，以方腊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甚至于影响了北宋收复幽州的战役。

南宋初年，土地兼并空前严重，随着北宋帝国崩溃，军事将领和地方大族乘虚而起，强行占有了大片土地，如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就凭借个人军事实力大肆圈地，以至于高宗都劝诫他“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以免激起民变。

但是权力基础不足的宋高宗显然无法约束手下的军人，大肆圈地的结果就是南方诸如钟相杨幺“协力略地，以倾宋室”的大规模起义。为了镇压起义，南宋朝廷往往需要派遣原本用于北伐的精兵悍将，南方不稳如同一道枷锁，深深的禁锢了南宋帝国北伐的步伐。

3.皇权的正统性问题

军人崛起和农民起义威胁了宋帝国的安全，皇权正统性问题则影响了宋高宗个人的安危。宋高宗本为宋徽宗第九子，且不是嫡长子，徽宗年间就封为康王，“始冠，出就外第”，被排除在继承人之外。虽然赵构“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可谓文武双全，但儒家严格的礼法制并未给赵构成为皇帝的机会。甚至于徽、钦二宗被俘后，秦桧请求的“立宋室”仍然是复立钦宗，而非另立赵构。

赵构获得帝位的转折点，在于赵构得到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宗泽等武将的支持，最终，赵构在南京改元建炎。虽然统制“御营前军统制”的张俊和刘光世所率的“元帅府五部军”是力保赵构的中坚力量，此二人也因保帝立国而位列中兴四将之中，但是位数更多的将军，如宗泽、岳飞，是打着“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旗号，企图以江南为据点收复北方，甚至有“迎二宗回朝”的想法。

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帝，更始帝和光武帝的自相残杀以及李世民、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都是鲜活的例子，宋高宗自然从心底里害怕二帝回朝后自己皇权的正统性遭到质疑，这种担心最终表现为宋高宗不断南逃偏安，而“无克复志”上。

正是诸如此类的困难造成了宋高宗“不敢战、不愿战、不能战”的困局，主战派克复北方的意志和宋高宗加强南宋帝国统治基础的意志的矛盾，是酿成了南宋党争激烈的祸根，也使得南宋帝国在处理北方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三为高宗而“死”——秦桧的作为

南宋初年，国家内忧外患，高宗个人也深陷皇帝宗室常有的困境之中，最终为高宗排忧解难的，正是“大奸臣”——秦桧。

1.“收精兵，制钱谷，削实权”

针对将领权力过大的问题，秦桧搬出了北宋帝国前期为解决藩镇割据做出的方案。首先，将主要的“建节”将领兵权收回，这其中取缔了包括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在内的诸家私兵，并将这些身经百战的士兵编入禁军，即“皆除枢府，罢其兵权”，使军队归属于朝廷的“枢密院”指挥。

同时，秦桧切断了对各“节度使”的后勤给养，在军纪方面赫赫有名的岳家军、韩家军能够“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就是得益于后勤保障十分充足，能够保证军人的生活需求，秦桧切断后勤补给后，即使是北伐意识强烈的岳飞也不得不返回朝中交予实权。

并且，在斩断“建节”将领的割据基础后，秦桧还在朝中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在名义上削弱了将军的权力。秦桧首相联合张俊，让张俊率先辞去了在军中的职务，随后革除了刘光世和韩世忠的军职，改封虚衔。这一系列削弱军人权力的行动造成的最大冲突，就是岳飞因“莫须有”罪名被杀，宋高宗自毁长城，南宋丧失了收复中原的最佳时机，替高宗排忧的秦桧也因此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控制朝堂，偏安南方

秦桧为宋高宗做出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逐步控制朝堂，将主战派和军人排挤出权力中心，从而恢复北宋“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

秦桧返回宋廷后，立刻积极谋划控制朝堂。最初，秦桧扬言：“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随后向请教的人说“今无相，不可行也。”从而得到了宰相的职位。随后，秦桧以“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为由，企图独揽朝内政事，虽然前期的揽权行动以失败告终，但在宋金议和中与宋高宗合作无间的秦桧很快再度崛起，成为“独相”。

成为“独相”后，秦桧并没有放松“专事阿党”的步伐，反而不断以“兼职”为名染指朝廷的方方面面。秦桧不仅在军事上担任枢密使，在经济方面也以耕籍使自居，通过加强农业生产平息南方不满的农民，并且在文化方面担任礼仪类职务，力图重塑“重文轻武”的社会格局。最终，秦桧请求致仕，从而将权力集中回皇帝之手。

这一系列行动贯彻了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战略方针，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宋高宗在南方的统治，但也因为秦桧的所作所为倒行逆施，违反了当时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遭到了人民的口诛笔伐。需要注意的是，秦桧的行为之所以能畅行无阻，其根本原因在于宋高宗的意志和坚持。事实上，秦桧也只是宋高宗巩固统治的一颗棋子罢了。结语

秦桧与宋高宗固然有知遇之恩，但民族的大义并不为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转移或改变，秦桧一心“修齐治平”、“出人头地”的想法为宋高宗所用，最终沦为了历史上为人所不齿的大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