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军阀中，张宗昌流传的趣闻最多。他被称为“狗肉将军”、还有一个外号叫“三不知将军”，所谓“三不知”，就是“不知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不知腰里有多少银子，不知房中有多少小老婆”。至于“狗肉将军”的称号，是因为他好赌，最喜欢推牌九，而且更乐意做庄家；北方人的俗话，叫推牌九为“吃狗肉”，因此他就变成了“狗肉将军”，并非真个吃狗肉也。
张宗昌出生于一个极贫穷的家庭，没有受过一天教育，他和褚玉璞之流，本为“草泽英雄”，但当他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做山东督办时，忽然心血来潮，留意起家乡的人才，当时清末状元王寿彭仍在北京拿干薪没事做，张宗昌认为状元是“文曲星”转世的人，不可令其投闲置散，便派人往北京请他回桑梓服务。
说到王寿彭，字次籛，号眉轩，山东潍县人。他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举行辛丑、壬寅并科会试时，中了第三十七名贡士，同年殿试时却得到第一名状元。据说是因逢慈禧太后将“七旬万寿”，王寿彭的名字含“彭祖长寿”之意，主考官为了博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把本来不是第一的王寿彭，从后面的名次提升成第一名。这恐怕是王寿彭自己也万万想不到的，他的乡先辈陈恒庆在《归里清谭》书中说：“是日辰初，读卷大臣鱼贯进内，至辰刻，大臣手捧黄纸自内出，立于干清门丹陛上，高呼曰：‘王寿彭！’王不觉为之惊喜变色，莫之所措，同乡京官代应曰：‘在此！’”。
王寿彭到济南谒见张宗昌时，张问幕僚曰：“王状元在前清做的是什么官？”有人答：“湖北提学使。”张又问：“提学使等同现在什么官？”答道：“略似教育厅长。”于是立即发表王寿彭为山东教育厅长。不久后，张宗昌把原有的六大专门学校（农、工、商、法、医、矿），合并为国立山东大学。当时张宗昌选择校长的方法，非常仔细慎重，他先问左右：“山东人数谁识字最多？我就请他当山东大学校长！”左右默然良久，异口同声说：“王寿彭！”张又问：“怎么知道他识字最多呢？”众人回答：“状元识字之多，别说一个省份，就是全国的人，也没有比他再多的了！”于是张宗昌又请王寿彭当山东大学校长。
张宗昌在督办公署洗尘筵上，当众拜王状元为师，并问：“俺想做个好人，留点好的名声，应该怎样做法？”状元老师欣然写了一个“孝”字，口讲指划。没想话犹未了，张宗昌立即大声说：“俺一辈子，忍饥受饿，担惊受怕，从来不哭。这个‘笑’字，俺早就懂得，老师您放心好啦！”王寿彭大窘，不得不含笑解释：这个“孝”字，是孝顺之孝，不是哭笑之笑！后来张宗昌又说要学写信，王寿彭告诉他要先念尺牍，张宗昌惊异地辩驳说：“学写信嘛，怎么要念‘吃、赌’呢？‘嫖、吹’，俺都有经验，‘吃、赌’更不用说。”状元公听了啼笑皆非，只好仔细地把尺牍两字讲了一遍，并挑了一本浅显的尺牍，教了他几种款式。王寿彭字次籛，张宗昌写给老师的信，本应该写“次籛老师钧鉴”，哪知却写成“欠钱老帅钓金”，没想到状元公看了以后，竟是非常高兴，赞赏道：“目不识丁，日理万机的人物，这么短短的时间，竟能有如此的表现，实在难能可贵！”
据陈存仁文章说，王寿彭曾向张宗昌进言：“人生于世，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你的名望已经足够，我还要你留名后世。唯一办法，就是刻书，而且不刻则已，要刻就要刻大部头书。”当下，张宗昌就请教王寿彭要如何刻法，总之，我张宗昌出钱就是。于是就有《影刊唐开成石经》之事，所谓“开成石经”是唐文宗时艾居晦、陈玠等奉诏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石经，始刻于文宗大和七年（833年），直到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才完成，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天西安碑林的那部号称世界上最重的书，亦称“开成十二经”。
张宗昌找来藏书家陶湘督刻，陶湘（1871-1940年）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因为与盛宣怀为世交，曾由盛宣怀奏请担任京汉铁路监督。光绪二十四年，派为江西、安徽两省铁路委员。他长期在实业界和金融界任职，曾任上海三新纱厂总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天津华新、裕元、北洋等纱厂经理，北京、上海交通银行经理等职。1915年，在北京创办修绠堂书店，经营古旧书四十余年，成为天津近代藏书家之一。陈存仁说：“民国成立，他的财产已经很雄厚，办理三新纱厂很有成绩，因此很早为张宗昌所钦佩。所以张宗昌一到上海就要找陶兰泉，他们的交情很不寻常，我和丁仲英老师之能见到张宗昌，也因为陶兰泉的关系。”
陶湘藏书，特别讲求赏鉴艺术，他非常重视书的外观、品相，务求每部书从写版刊印到纸墨装潢，都要尽善尽美。一书凡有断烂破损处，他都要请能工巧匠加以修补，凡有缺篇少页处，他都要用旧纸照原样抄补全，凡需要重新包装的，他都不惜重金，务求全书封面完好、序跋俱全、书品精整、美观大方。因此吴文祺说：“……武进陶湘（1914年袁世凯执政时，曾任江苏沙田局总办），专收开化纸的书，重加装订，务求整齐华焕。‘缘其纸洁如玉，墨凝如漆，怡目悦心，为有清一代所擅美。’这种人买书等于玩古董。”
因此在民国十五年他根据《开成石经》，不惜工本，依原拓字体影摹刻板，由北京文楷斋刊刻得一丝不苟，同时附贾三复补雕的《孟子》以及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凑齐了“十三经”。而原石经已经遗失的文字经过补齐校勘后用双勾刻成，体现出了高超的版刻水平，被称为民国大字本第一书。此书卷帙浩繁，共线装十四函七十四册，取名《影刊唐开成石经》。开本敞阔，纸莹如玉，墨若点漆，镌工精良。极尽精美，令人爱不释手。卷首并有王寿彭代张宗昌写的《重印十三经序》，听说由王寿彭写了字样，由张宗昌用尽平生吃奶的气力，抓了支毛笔在薄纸上覆印描绘出来的。扉页篆书题字出于王寿彭手笔，而上面盖了一方大红套印的“陆军上将勋一位义威上将军之印”的印信，正代表此书是张宗昌斥重金印行的，底页有“岁次丙寅皕忍堂刊”八个篆书，这“皕忍堂”亦是张宗昌的堂名。张宗昌以一介武夫，虽有百恶，但也曾经做过这件善事，也算难能可贵了！
2010年春拍北京嘉诚泰和“惊艳二编——朱印本、靛印本”的专场中，民国十五年掖县张氏皕忍堂摹刻蓝印本《开成石经》（14函74册），成交价达人民币103万400元。这也可见识到张宗昌重刊的这套“十三经”的珍贵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