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戏剧史上，提起梅兰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发现并将梅兰芳打造成一代艺术大师的齐如山先生并不为世人所熟知。2008年，由陈凯歌指导的电影《梅兰芳》上映后，影片中邱如白的原型齐如山先生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齐如山原名宗康，字如山。河北高阳县人。自幼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岁进北京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后游学西欧。辛亥革命后回国，担任了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齐如山对戏剧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并经常向戏剧界介绍西洋戏剧的情况以及讲述有关戏剧理论，极力主张改良中国戏曲。他与梅兰芳的友谊也是在讲学和打磨剧本的过程中形成且日久弥深的。
其实，齐如山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不止戏剧理论一途，他还是一位近代民间文化学者。齐先生传统经史功底深厚，又兼备近代西学的背景。他在新史学的学术背景下，将研究目光投向北京社会生活史这一新生领域，研究范围触及到北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传统考据的基础上，他又十分注重社会考察，以“不由恒蹊”的治学思想，先后完成十余部著作及大量文章，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关于什么是“不由恒蹊”的治学方法，齐如山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盖人生一世，若没有创造性，那是一点成就也不会有的。“不由恒蹊”四字，比“有创造性”四字较好，而没有毛病。”他认为“不由恒蹊者，是有恒蹊而不由。但你必须知道恒蹊是怎么一条道路，不但需知道，还要知道的清清楚楚，你才能不走它，而另走它道”。他举例说“唐诗是唐朝人所创，人人说它好，可是他若不熟悉诗经，不精研汉魏六朝的诗赋等等，他绝对不能创作出唐诗来；宋词元曲也是如此，他但须熟悉诗经及汉魏辞赋，而且须精研唐诗，否则也创不出宋词元曲来。周朝的诗经，汉魏的辞赋，就是唐宋元等朝学者的恒蹊”。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问题，他不仅在理念上崇尚“不由恒蹊”，而且在各研究领域和创作、革新上身体力行。
齐如山的不少著作属于社会史范畴，而且都是活泼新鲜、极其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他自述：“我做了十来年买卖，与各界的人都接触得很多，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农工商贾，各种技艺人员都认识了不少”，而“欲研究经史，不能离开社会”，他认识到“由社会中的许多情形，可以明了经史的意义；由经史中的记载，又可以知道社会中各事之来源”，所以，他摒弃了穷经皓首老一套的做学问之道，而是走向社会。他对于社会中的文化、风俗、习惯、人情以至婚丧、庆吊、应酬、来往、买卖、工艺、技术、娱乐、游艺、饮食等等，都极感兴趣，并悉心加以调查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北平三百六十行》、《故都琐述》、《北平零食》、《北京土话》等。这些研究成果可不是从书本中爬梳勾稽出来的。比如，在《北平三百六十行》里为了使读者对这些旧北京的传统行业和工艺有切实的了解，他就对旧北京的工商业作了一一描述。共列二十四类，七百四十一行。齐先生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的手艺工艺失传的很多。于是想凭一己之力，记录下旧日的生活场景。
齐如山晚年所写回忆录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文字生动朴实，史料价值很高。齐如山在台湾，仍继续写作，先后完成了《中国的科名》、《中国的工艺》、《中国的固有化学》及《华北农村》等著作。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国剧艺术汇考》，是他毕生研究京剧的结晶。在这部580多页的巨著中，他通过向戏曲艺人求教，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然后去粗取精，归纳整理，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齐如山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与他的世界观自然紧密相关。他晚年在回忆录里说，“我个性很强，我有我的主见，我有我的思想，你不要看我平常极随和，但到要紧的地方，我是不愿迁就的。往近里说，飞星、算卦、相面、风水等等，我通通不相信，往远里说，如佛教、天主教、耶稣教等等，我也不反对，但我不信奉。”#梅兰芳#北京#诗经
关于什么是“不由恒蹊”的治学方法，齐如山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盖人生一世，若没有创造性，那是一点成就也不会有的。“不由恒蹊”四字，比“有创造性”四字较好，而没有毛病。”他认为“不由恒蹊者，是有恒蹊而不由。但你必须知道恒蹊是怎么一条道路，不但需知道，还要知道的清清楚楚，你才能不走它，而另走它道”。他举例说“唐诗是唐朝人所创，人人说它好，可是他若不熟悉诗经，不精研汉魏六朝的诗赋等等，他绝对不能创作出唐诗来；宋词元曲也是如此，他但须熟悉诗经及汉魏辞赋，而且须精研唐诗，否则也创不出宋词元曲来。周朝的诗经，汉魏的辞赋，就是唐宋元等朝学者的恒蹊”。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问题，他不仅在理念上崇尚“不由恒蹊”，而且在各研究领域和创作、革新上身体力行。
齐如山的不少著作属于社会史范畴，而且都是活泼新鲜、极其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他自述：“我做了十来年买卖，与各界的人都接触得很多，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农工商贾，各种技艺人员都认识了不少”，而“欲研究经史，不能离开社会”，他认识到“由社会中的许多情形，可以明了经史的意义；由经史中的记载，又可以知道社会中各事之来源”，所以，他摒弃了穷经皓首老一套的做学问之道，而是走向社会。他对于社会中的文化、风俗、习惯、人情以至婚丧、庆吊、应酬、来往、买卖、工艺、技术、娱乐、游艺、饮食等等，都极感兴趣，并悉心加以调查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北平三百六十行》、《故都琐述》、《北平零食》、《北京土话》等。这些研究成果可不是从书本中爬梳勾稽出来的。比如，在《北平三百六十行》里为了使读者对这些旧北京的传统行业和工艺有切实的了解，他就对旧北京的工商业作了一一描述。共列二十四类，七百四十一行。齐先生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的手艺工艺失传的很多。于是想凭一己之力，记录下旧日的生活场景。
齐如山晚年所写回忆录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文字生动朴实，史料价值很高。齐如山在台湾，仍继续写作，先后完成了《中国的科名》、《中国的工艺》、《中国的固有化学》及《华北农村》等著作。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国剧艺术汇考》，是他毕生研究京剧的结晶。在这部580多页的巨著中，他通过向戏曲艺人求教，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然后去粗取精，归纳整理，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齐如山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与他的世界观自然紧密相关。他晚年在回忆录里说，“我个性很强，我有我的主见，我有我的思想，你不要看我平常极随和，但到要紧的地方，我是不愿迁就的。往近里说，飞星、算卦、相面、风水等等，我通通不相信，往远里说，如佛教、天主教、耶稣教等等，我也不反对，但我不信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