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人物以尚武为共同特点，几乎人人都“爱习枪棒。往往以好汉自诩。武松在景阳冈脚下酒店里喝酒，酒家担心他醉，不让再喝，武松说：“要你扶的，不算好汉。”待到在景阳冈山神庙门前读到防虎的印信榜文，方知冈上真的有虎，本想返回酒店去，终因。“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而坚持走上冈去。由此可以看出，好汉，在《水浒传》中已经成为一种理想化的人格模式，是小说所描写的特定生活环境中那些无固定职业的游民所努力自我塑造的一种社会角色。

综合考察可知，好汉具有以下特征：

一、好汉都有较强的武功。

这是他们充当这一社会角色的前提条件。他们平时打熬筋骨，习枪舞棒，外出时枪刀不离身。

他们自恃孔武有力，处理事情一般不用说理的方法，而是武力解决问题。鲁智深听见金翠莲诉说受镇关西欺侮的苦情，当即要金氏父女离开渭州回乡。店小二不放行，鲁智深“叉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当门两个牙齿”。他找到镇关西，后者还没明白鲁智深的来由，就被三拳打死了。

西门庆害死武大郎，武松向知县控告却遭到拒绝，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直接开始了自己的报仇行动。既取得确凿的证据又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做这些事情，没有高强的武功是不可能的。

二、好汉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美德。

他们以强者自居，把扶助弱者当作自己的社会责任。

李逵在江州当小牢子，“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的人。”武松为帮助施恩夺回快活林酒店而痛打蒋门神，他当众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石秀在蓟州城看见几个泼皮欺负杨雄，就上前厮打解围，戴宗、杨林看了喝彩道：“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这是好汉最值得夸耀的行为。

三、好汉都重友情，讲义气。

他们一旦结为兄弟，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在人际关系上努力营造一种“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的亲情气氛。当鲁智深听说史进被华州知府捉进牢里时，等不及梁山大队人马到来，立即就要去华州城，急朋友所急的义气真切感人。水浒描写了许多好汉们拼了性命互相救助的故事。

宋江、戴宗被捉进江州牢里，判了死刑。晁盖等梁山好汉千里奔袭前来打救，李逵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跳楼劫法场，李俊、张顺等江州好汉又自动撑船来接应，几路好汉合演了一出激烈动人的白龙庙小聚义。卢俊义在大名府吃官司，石秀本是奉命来打听消息。看到卢俊义正被处斩，也冒死独胆跳楼劫法场，终于保住了卢俊义性命。

他们确实做到了“死生相托，患难相扶”，显示了很强的集团凝聚力。

四、称为好汉的人，都有很强的荣誉感。

他们争强好胜，以“英雄”自居，愿意做一些显声扬名的事情，怕的是被人耻笑“不英雄”。

武松被张都监诬为偷东西的贼时，他分辨说：“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不做这般的事。”史进原是一个地主，打败了前来挑衅的少华山强人陈达等，本想把他们解官请赏时，后来考虑到“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终于放他们归山。

菜园子张青在十字坡开黑店，专一杀害过往客商做人肉馒头卖。但他不害“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因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

这种荣誉感使他们能够在逞强使性时多少做一些自我克制，少一些鲁莽，把不良行为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以内。

到底什么是好汉？

好汉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农民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对生产的破坏，因此社会上存在着广大的游民阶层(宋代称为“客户”)。他们为生活所迫到处流荡，飘泊无定，随遇而安，封建官府无法顾及他们。他们是社会上最穷苦又最不安定的一群。同时古代使英雄崇拜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于是好汉就应运而生了。好汉就是游民中专好习枪弄棒的人物。所以，从实质上说，所谓好汉，就是古代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他们仗恃一己之力，逞一时之勇，使强好胜，敢作敢为，既能做出一些锄强扶弱的侠义之举，但又往往表现出目光狭隘和急功近利的特征。他们以抱打不平为己任，但什么是不平?许多时候却并不分得清。如穆弘、穆春兄弟是揭阳镇上一霸，竟不许别人在镇上使枪棒卖膏药。张横在当阳江上撑黑船，不仅抢人财物，还要让乘他船的客人吃“板刀面”和“馄饨”。这些作为就不是消除不平，而是在制造不平。

石秀帮助杨雄打跑踢杀羊张保，是抱打不平；但他怂恿杨雄残杀潘巧云，这是什么不平?这说明，好汉们一般思想比较浅薄，往往只满足于眼前表面的判断。这样虽然也能做出一些“扶危济困”的高尚事情，

但总的说，他们的行为有很大盲目性，经常也能做出强取豪夺、助纣为虐的恶行。这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在读《水浒传》时应该分辨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