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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中,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吗?

本文乃作者独家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臣对于君是绝对“从一而终”,还是允许自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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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对于君是绝对“从一而终”,还是允许自由选择、弃暗投明呢?《三国演义》的主要倾向是后者,书中多次宣扬“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一观点。如李肃劝吕布弃丁原投董卓,满宠劝徐晃弃杨奉、韩暹投曹操,李恢弃刘璋而投刘备,都曾说过这两句话,而且不见于正史记载,显然更能说明作者的主体意识。这种“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有着什么样的进步意义?

《三国演义》宣传海报第一,宣扬“贤臣择主而事“是对“忠臣不事二主”、“从一而终”的正统思想的反动。

既可“择主”,必有多主并存,这就承认了皇帝可由诸多贤者竞争的合理性。历史证明,凡天下大乱,旧王朝分崩离析之时,必然是群雄逐鹿的竞争局面,无论农民起义还是军阀混战莫不如此。关键是谁能最大限度取得民心,广罗并善用人才,谁就能芟刈群雄,统一天下。这就否定了一家一姓的万世一统论,承认了改朝换代的合理性。曹、刘、孙三人都是汉臣,如果“从一而终”,汉朝灭亡了,他们也只能去殉节或隐居。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

照此推论,汤、武是桀、纣诸侯,唐宗、宋祖是隋、周大臣,都不该取而代之。这是从“主”一方而言。再从“臣”一方看,三国中有不少文臣武将原先都是汉朝地方官吏,他们如果恪守“从一而终”,就都不该为魏、蜀、吴建功立业,而应为汉朝殉葬。以此推论,汉朝的功臣萧何、张苍、叔孙通都是秦朝的御史、博士、县吏;陈平、韩信都是项羽的臣僚,若恪守“从一而终”,他们都不该辅佐汉高祖定天下。那么历史上很多名人岂不都该在否定之列了?历史永远是一姓天下还能发展前进吗?

汉朝功臣萧何第二,“贤臣择主而事”有利于人才流通,便于人尽其材,材尽其用。

在天下大乱时代,正如孔明所说:“四方才德之土,舍死忘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风,建立功名也。”但因各种条件、机遇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一下就看清谁是明主或庸主,必然有个认识过程和机缘问题。武将如张辽、徐晃、张郃、文聘、赵云、黄忠、魏延、马超、姜维等人,谋臣如荀彧、许攸、贾诩、法正、费祎、邓芝、吕范、虞翻等辈,都有一身武艺或智谋,但他们开始都事庸主,英雄无用武之地,后再次“择主”,才充分发挥出才干。如果恪守“从一而终”,这些良才必将被埋没无闻。

孔明第三,“贤臣择主而事”也多少反映了一点人格的自由独立。

《论语》说:“君命召,不俟驾行。”主张惟命是从。但袁绍屡召赵云,赵云为“择主”却可以拒绝不去,情愿选择刘备。徐庶投刘备是贤臣择明主,曹操伪造徐母家书骗他去,但徐庶却发誓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维护了“择主”的自由独立。庞统献连环计时,曹操曾许以“三公“之位,但庞不为富贵动心;后来鲁肃把他推荐给孙权,而孙权以貌取人,不肯委用;最后庞统选择刘备,终获大用。封建伦理旨在加强群体道德规范,而“贤臣择主而事”却闪烁着一点个体自由的光芒。

赵云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一思想源于孔子。《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孔、孟等人周游列国,其实也是为了“择主而事”。《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初见光武帝,帝问他为何不留在蜀帝公孙述处,马援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唐李贤注:“《家语》曰:君择臣而仕之,臣亦择君而事之。”可见,“择木”、“择主”皆出自孔子,但《三国演义》产生于元末明初,宣扬这种思想对程朱理学“从一而终”的愚忠教条,仍然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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