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苏轼“职场生涯”的前半生，古人的“书生意气”，导致其仕途不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雪前史，今天给大家聊聊苏轼的书生脾气。英宗治平元年 (公元1064年)年底，二十九岁的苏轼被罢免，回朝廷等候差遣。官做不下去了，苏轼却看上去没什么压力。这一年，他最重要的收获是和擅长画竹的表哥文同深入切磋艺术，还在剩下的一点时间里“赴长安，游骊山”，过得很是逍遥自在。第二年正月，苏轼还朝，判登闻鼓院，直史馆，去做一名历史研究员。虽然皇帝对苏轼还是看好的，觉得他刚刚三十岁，正是而立之年做事的时候，应该给他压压担子，但宰相韩琦却认为苏轼恃才傲物，稍嫌浮躁，在凤翔官声不好，还是冷处理比较好。

宋英宗

因此，苏轼的仕途开始黯淡下去。屋漏偏逢连夜雨，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苏轼妻子王弗在京师去世。次年四月，父亲苏洵去世。他和弟弟苏辙护父丧返川。守丧三年后，三十四岁的苏轼回到京师，继续任职史馆，做他的历史研究员。曾经寄予厚望的政治明星到了这里看不到一丝重新光亮的希望。

苏轼

1069年2月，苏轼回京时，朝局悄悄地发生变化。此前一年，英宗病逝，神宗皇帝即位，一个传说中的改革派人物王安石入京，神宗准许他越次入对。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当下的时代，“改革”将是关键词。十年前，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改革主张。仁宗没有接受，朝局便这样年复一年地承续下去，没什么异动。等苏轼回京时，王安石已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主持改革工作，还新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领导改革的机构，陆续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新法。

神宗

苏轼注意到，一些老同志靠边站了。像司马光被外放到西京御史台，名为御史，实际上也不问政事，而是和他苏轼一样，做一名历史研究员，专心致志写一部叫《资治通鉴》的史书。欧阳修也不在中央工作了，因身体不好，希望到下面走走。先是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到了地方上无心工作，或者说无心配合王安石开展新法落实工作。但其实王安石自己也难。改革的劲头很大，支持他的老同志却不多。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拉拢一些中层干部为其所用。

司马光

苏轼注意到，他的弟弟苏辙已经进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王安石可能也想拉他进去共谋改革大业。其实对苏轼来说，这或许是仕途上的一个好机会，再怎么着也比任职史馆强。但偏偏这个时候，他的书生脾气又上来了。苏轼多次向皇帝上书，认为“所行新政皆不与治道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他还指出王安石这样的变法太激进草率了，“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总之，他的态度就是非暴力不合作，顺便泼泼冷水。

苏辙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仕途上的一个机会悄悄靠近苏轼。由于谏官空缺，翰林学士范镇推荐苏轼出任谏官。这实在是一个敏感的职位，因为明眼人都明白，谏官之所以空缺是因为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谏官、御史等监察官都被罢免得差不多了，亟需补充。按苏轼的性格和声望，倒是蛮适合这个职位的。但是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却反对苏轼出任谏官。

王安石

谢景温跟王安石的关系原本就很铁，再加上他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算起来也是亲家。从利益角度出发，谢景温当然不希望苏轼出来搅局。或许历史研究员是最适合苏轼的工作，只是谢景温用以反对苏的手段极为毒辣。他上书神宗，弹劾苏轼在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7年）护送其父苏洵遗骨回四川老家的途中，违反规定擅自差借兵卒用于护卫，更严重的是苏还借机搞走私活动，悄悄于所乘船中贩运私盐、苏木和瓷器，从中牟利。如此作为，孝道何在？律法何在？谢景温实名举报，神宗皇帝当然要展开调查。但事隔三年，要查个水落石出又谈何容易。谢景温要的其实也是这个结果，不怕查，就怕不查。查个一年半载，即便最终查无实据，苏轼出任谏官的事也黄了。

苏轼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八月，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不再在京师工作。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要求。在调查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范镇、司马光都曾站出来为苏轼辩护，当着神宗的面说苏轼当年离开京城时，宰相韩琦曾赠送白银三百两给苏轼兄弟二人，苏轼却不纳，这样一个视钱财如粪土的人，怎么可能通过走私以从中牟利呢？神宗也犹豫，开始倾向于苏轼无罪的说法。偏偏这个时候，苏轼的书生脾气上来了，他觉得自己不能承受如此屈辱，主动上书要求到外地去任职，以示避嫌。

韩琦总结：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多，随后在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徐州等地任职，官都做得不大，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五月，被任命为湖州（今江苏湖州）知州，算是坐上了市长的位置。其实，此前在徐州的防洪救灾工作中，苏轼作为市里主要负责人因为表现不错而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嘉奖。仕途的转机应该说慢慢地到来了，苏轼只要将他的书生脾气改一改，或许还能更上层楼。但是到了湖州，他又犯错误了。当然准确地说这错误不是他主观上想犯的，而是被朝廷的某些势力盯上了，苏轼恐怕想置身事外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