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苏轼发展的路径，若细细体味，可以清晰地发现，短短几年时光，他取得的斐然成绩，足可闪耀京师：礼部考试第二名，制举三等（第一等）；良师的大力提携，众考官的高度评价，学子的钦佩、叹服，仁宗皇帝的热切褒奖。
苏轼从默默无闻的年轻学子一举闻名天下，是好运当头照，还是发展之必然呢？
当苏家兄弟名振京城的时候，其父苏洵也守得云开见日出，终于获得免考资格，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享受朝廷从八品官员待遇。所谓“校书郎”，从字义上理解有点高级校对编辑的意思，而“试”即是“试用”。宋代将官员任职权限分为“行”“守”“试”“权”，“权”乃“暂且代理”，更是低一级。想来，这道任命的主导者还是花了心思的，既满足了苏洵报效国家的热切之心，又照拂了知识分子的为官心理，考虑非常妥帖，做法无可挑剔。但是，任此清闲职位，与苏洵欲大展抱负的政治理想差距甚大，故而发牢骚后不久辞官。当然，他是闲不住的，后经韩琦推荐，当上了地方行政官员，任职霸州文安县主簿，带薪不赴任，留任京城负责编礼书。
说起来，编礼书也是清闲岗位，不过是行政干部做着专业教授的工作罢了，不可能真正登上政治舞台。看来，苏洵的鸿鹄浩志是难以实现了。人生结局如此，其实是有着许多必然内因的，比如与他的性格特征和做事风格以及政见有关。另外，“不合时宜”或是苏洵游走在庙堂边缘的症结所在吧。
而苏洵的思想、意识、行为、气质、作风，更是从小就熏染了苏轼。苏轼年纪轻轻就在京城崭露头角，与父亲苏洵的教导和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归纳起来，苏轼少年成名无非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教育氛围好，父母皆严师；二是天赋异禀，好读好学好问；三是善于学习，科学总结，方法得当；四是功底扎实，基础牢固，底蕴深厚；五是才思敏捷，口齿伶俐，颇具胆识；六是机遇良好，善于把握，敢于展示；七是千里马巧遇伯乐，起点高，平台大。
有了以上七大优势，苏轼的发展还能不顺利吗？虽说顺利，但从基层干起这规矩似乎谁都不能打破，为官须得循序渐进，苏轼也不 例外。
嘉祐六年，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王安石在任职敕书中撰写道：“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与大理，吾将试尔从政之才。”此敕书中激赏、褒奖、勉励之情溢于言表，夸耀毫不吝啬，推举极具力度，是王安石本意，还是皇帝授意呢？
个中情形，值得品味和咀嚼。
第一次长相别，送至四十里地也不觉远。苏辙不舍兄长离去，依依惜别之情无以言表，唯愿牵念随风而去，长伴亲人身畔。
苏轼所去的凤翔位于陕西西部，濒临渭水。陕西名胜古迹遍布，文化源远流长，又因临近西夏，时有外患侵扰之忧，人民生活清苦，因而造就了特殊的人文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军事环境。这里资源丰富，沉淀出优秀灿烂的文化，内蕴深厚，正合了苏轼猎奇探新的求知欲望。
凤翔的地方长官宋选贤德宽厚，是苏轼官场生涯中的第一位搭档，他给予了苏轼充裕的观光时间和足够的空间，让苏轼在闲暇之余，能尽兴地游赏凤翔各处风光，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土、民生、民情等，积累治理经验和陶冶情操。
普门寺、开元寺，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周文王的故里，还有终南山附近的风景，苏轼都一一探访。他看吴道子画的佛像，品王维描绘的墨竹，并以一首《王维吴道子画》作点评：“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衹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苏轼认为，吴道子的画，意象雄放，气势宏伟，磅礴恣意；王维的画，功夫在内，自然浑朴，格调清奇，意境清雅，尤为清妙。此悟实则超出画之本体，已然点出画者风骨，属画外之音也。
在凤翔期间，情趣风雅的苏轼开始构想设计自己的居所，他在堂舍之北建了一庭园作为官舍，前挖池塘，种莲养鱼，后架小亭，遍植桃李杨柳，曲径延有廊桥，通向轩窗朗屋。改建结束之日，苏轼作《新葺小园二首》，其二中道：“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暂赏不须心汲汲，再来惟恐鬓苍苍。应成庾信吟枯柳，谁记山公醉夕阳。去后莫忧人剪伐，西邻幸许庇甘棠。”三年任职之期转瞬就到了，他还精心雅致地设计规划院落，乐在其中，不知疲倦，真是“瞎折腾”。
清闲的日子并不是苏轼想要的，有所作为、有所成绩才是他心中所思所想，这样的机会终于盼来了。
苏轼到任凤翔不久，便遇见罕见大旱。几个月不见雨，田地干裂，大片大片的庄稼枯萎死去，再不下雨，老百姓将无生活所依，便会造成更大的灾祸。眼见农人将颗粒无收，宋选和苏轼着急起来，商议后，决定前往太白山祈雨。
在自然灾害面前，古人若使用各种办法不奏效，最终便会采用一些传统的神灵求助法解困，不过也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
传说，在凤翔城南的太白峰上，山上神庙的小水塘里住着龙王爷，龙王爷化身小鱼儿畅游其间，因而无论什么情况下，这方小池从不会干涸。每逢当地干旱，就有去太白山神庙中祈水求雨的做法。苏轼他们这次也不例外。虔诚斋戒三日后，于三月初七山神生日当天，苏轼备好丰厚的礼物，前往神庙贺生更兼求雨。同时，苏轼还专门写了一篇《凤翔府太白山祈雨祝文》在庙前诵读，期待以此感动山神。
与神对话，与神神交，人神之间，是否心灵相通呢？
美文美言敬献山神后，天空真的飘下了小雨，但不成气候，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有当地人进言说：“这山神在唐朝时被封为‘明应公’，到了当朝将其改封为‘济民侯’，平白无故爵位降了一级，肯定是生气了，不肯普降大雨。”看来这山神乃“官迷”，不满被无故降级，因而有意刁难。
苏轼了解到山神的“心理活动”后，连忙上奏折一道，一面报请朝廷将山神尽快“官复原职”，一面派人将奏折副本在山神面前宣读并焚烧，并再次于池中取回“龙水”，准备迎接至城中真兴寺举行祈雨仪式。然而，就在城外相迎时，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一副大雨将至的场面，宋选和苏轼大喜，遂赶紧接住“龙水”，在祭台上高声祈雨祷告。只听一声霹雳，倾盆的大雨从天而降，城墙内外，一片欢腾，人们尽情地奔跑在雨中，沐浴着甘露。
大雨整整下了三天三夜，真正解决了凤翔的干旱之灾。恰巧此时府衙建成一亭子，落成求名，于是，苏轼便“亭以雨名，志喜也”，将其命名为“喜雨亭”，并作千古名篇《喜雨亭记》以记之：
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不久，凤翔人事变动，一把手换成苏轼的同乡兼远房亲戚，据说此人比苏洵还高一辈，名陈希亮，字公弼，青神人。
按理说，“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加之又是不远不近的亲戚关系，苏轼与陈希亮在工作上应该珠联璧合、更为默契才是。但是，世间事本无法以主观思维和意识来判断与揣度。在作文处事上，这位长辈兼上司对待苏轼反倒很是严苛，让一直处于“放养”（宋选任职期间从不苛求苏轼）中的苏轼难以接受，因此，矛盾渐起，两人开始在不同场合“干仗”。
陈希亮做了几件事，给苏轼来了个下马威，让苏轼一度下不了台。
其一，苏轼因赌气拒绝参加官府举办的每年一度的中元节（七月十五日）聚会，被罚铜八斤。罚款多少倒是其次，可是苏轼向来好面子，这不等于抽了他一耳刮子吗？
其二，当时苏轼的文章已名动天下，他对自己起草的奏章文书等是颇为自信的。但是，自陈希亮继任后，常圈圈点点地对他所写的文书改来改去，有时还几易其稿，这可戳痛了苏轼的神经。欧阳修和仁宗皇帝都大加称赞他的文笔，到了陈希亮这儿，反倒问题多多，苏轼甚是懊恼。
其三，苏轼因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被皇帝钦点为三等（第一等），有同事便尊称其为“苏贤良”，一次被陈希亮听到了，非常不高兴地说道：“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的？”不光嘴上直接批评，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将这人打了板子。虽痛在同事身上，可心中流血的却是苏轼。
这桩桩件件都是针对苏轼的。是陈希亮嫉妒苏轼，还是陈希亮本身毛病就多，不会为人处事，不懂为官之道？
苏轼虽不明白其中缘由，但也得忍气服从。郁闷一阵后，终于等来了难得的“报复”良机。
陈希亮在府衙背后建了一座楼台，供官员们闲时休息之用，取名“凌虚台”。建成之日，陈希亮请苏轼为楼台写一篇文章，以作纪念。
得到邀请，苏轼暗自窃喜，酝酿着如何来构架这篇《凌虚台记》，他落笔道：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读《凌虚台记》，古今不少人认为苏轼是故意戏弄或刁难陈太守，有贬低之意。但若以平常心细作体味，或能感悟其中内蕴。文中咏今怀古，感叹“废兴成毁”的过往历史，感叹世间万物的无常变化，感叹一种有所得的自足自满，感叹生命的真谛应该是勇于探索、求真未来。苏轼无非是想要告诫世人，切忌停滞不前，切忌意志消沉，切忌怀古伤今，切忌满足当下。不管苏轼此文是否针对陈希亮而作，其文已然超出了简单为楼台作文的意义，成为千古佳作。
如此耐人寻味的《凌虚台记》，陈太守欣然接受，一字不落地刻录在了碑台上，成就了一段佳话。
经过此事，苏轼与陈希亮成了忘年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