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朱由校，少年登基，性好动，被史家称为顽童，又因客、魏专权，迫害忠良，而当杨涟上疏历数魏忠贤罪状时，朱由校竟说“事事皆朕亲裁，有何疑忌”？一巴掌把杨涟等打入十八层地狱。因此朱由校多被史家至于昏君、糊涂蛋之列。其实，也不尽然。有时他很有雅量，就值得充分肯定。

天启二年御史帅众上疏，说“内外朝万岁呼声聒耳，乃巫祝之忠”。天启皇帝阅书后大怒说：“帅众不许朕呼万岁，无人臣礼”，下令对帅众廷杖并降级。但内阁首辅叶向高反复为帅众辩护，说“帅众不知事体，以为敬君者不在呼万岁之弥文，所谓意图语滞，不足深罪”。

天启皇帝虽没有再龙颜大怒，但总觉得难消心头之气。叶向高又对几个大太监说“宰相肚若好撑船，则圣上之肚当天空海阔，无不容纳，岂以一二语言计较言官哉！”不难想象，这些话很快便会吹到天启皇帝的耳朵里，而且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尽管后来他又下旨责备帅众，令调外任，但经叶向高再次苦谏后，他终于又下旨“帅众免调外任”。

这里，我们不妨假设：倘若帅众是明初人，向朱由校乃祖洪武大帝上这样的奏疏，不被五马分尸或剥皮揎草，而仅仅让他的吃饭家伙搬家，就算洪福齐天了；而如果帅众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20年前，别说上书，就是散布那样的言论，肯定有司即使没赏给他一颗“花生米”吃，恐怕也得三尺囚牢中闻够尿味后，再判无期徒刑。对比之下，天启皇帝当时能那样宽大帅众，实在不易。

还有一件更让天启皇帝难堪的事：甘肃巡抚李若星将赴任，上疏言时政，其中有劝天启皇帝“远色”，及“毋近龙阳等语”，你想，天启皇帝看了能高兴吗？他立刻传谕斥责，“且谓龙阳非所宜言，当拟入旨中”。由此可见，朱由校毕竟幼稚，倘真的在圣旨中出现“龙阳”字眼，岂非大煞风景，贻笑天下？结果，还是叶向高苦口婆心地对他做工作，并对宦官装糊涂说：“龙阳是何物，我尚不知，上何从知之？须说明方可拟。”

判官大笑而去，朱由校也就不再提起此事，未对李若星有任何责罚。天启皇帝对此事的处理，也是难能可贵的。试想，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像武则天那样厚脸皮，宽胸襟的又能有几个呢？就此事而论，朱由校确实算顶呱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