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位六十年间，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数。他对此十分满意，自诩“十全老人”。正当天下臣民以为乾隆还会再创辉煌时，他却突然宣布要禅位给嘉庆，自己去当太上皇。历朝历代很少有皇帝主动退位，乾隆为何如此呢？

第一，为自己博取一个空前的美名。

禅让这种事，都是尧舜时代的事。在古代，人们赞美一个君王，往往都说他有尧舜之风。可以说，尧舜是古代君王的楷模。

乾隆比较自负，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王，对名声看得也很重。他从上位之初就就想着建功立业，还不断地自封头衔。禅让之前，他就得意地说出心里话：

言外之意，乾隆觉得自己比尧舜更高一筹。因此，乾隆在禅让时，还不忘自我吹嘘，“今明足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乾隆认为，他已经独步古今，完美得不能再完美了。

第二，在世时就解决继位问题，避免权力交接时的震动。

清朝自努尔哈赤开创基业以来，每次权利交接都会伴随着比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乾隆见识过其中的残酷。所以，乾隆提前让位，既可以降低风险，也能让新皇帝有一个适应期。

第三，拉弓没有回头箭，放出去的话，到了该兑现的时候。

早在乾隆刚上位时，他就焚香祈祷上天：

这意思是说，他要将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记录留给康熙。堂堂天子，说话不能出尔反尔。

第四，他自己年事已高，也没精力处理一些礼仪性质的工作，不如退居幕后遥控。

在退位前，乾隆为了权力不旁落，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他曾明确宣布，只是将一些开会、祭祀等形式上的工作交给嘉庆，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事端，”还是继续由他说了算。

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带着嘉庆到奉先殿，举行禅位典礼。随后，乾隆到太和殿，亲手将皇帝玉玺传给嘉庆，由此标志着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利交接完成。

乾隆禅让前后，大清看似四海升平，实际上已经危机重重。清朝经历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在乾隆中期达到顶峰，紧接着就是掉头向下。

清朝的财政没有严格的监察审理机制，到处都是漏洞，一个正常人只要动了歪心思，捞一点钱财都不是问题。尤其到了乾隆中后期，皇帝对下面放纵，很多事情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连乾隆本人也乐于接受臣子的礼物。上行下效，臣子也都积极踊跃为自己谋福利。

乾隆朝中后期的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还有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盛世经济大发展。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的空间也变大了；臣子经手的钱财多了，数目也大了。

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和珅们”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扩散。在很短时间内，乾隆王朝就完成从前期的纪律严明到后期的遍地“和珅”。和珅的横空出世，就是乾隆晚年社会情景的真实写照。

此外，和珅还创造性地发明了“议罪银制度”。所谓议罪银，就是臣子犯错，花钱就能解决问题。而且议罪银全部进入乾隆的个人口袋，过程以及数额都不必公开。

“议罪银”不仅降低了臣子犯罪的成本，还助长了他们违法的风气。有些聪明的大臣发现其中的妙处，为了讨好皇帝，故意犯小错而出大钱，搞得乾隆都不好意思了。

这些弊端，没人知道吗？也有明白人，有位叫尹壮图的臣子就对乾隆提过，议罪银问题很大，结果被处分。后来，大家干脆装聋作哑，报喜不报忧，乾隆也继续陶醉于盛世的幻觉之中。

清兵入关后，旗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人多了，但兵额有限，有些闲散的满人就当不了兵。不当兵就收入微薄，穷困者也越来越多。八旗贫困化，直接动摇大清的基础。

乾隆为了巩固统治，给旗人找出路，不断地增加兵额，企图以兵饷养活八旗人口。到了乾隆后期，还增设绿营兵，甚至还给武官增加养廉银。

但是，国库毕竟有限，为了不让国库亏空，朝廷只好一边扩大兵额，一边压缩基层兵饷。只是这支看似强大的部队，到乾隆去世也平定不了白莲教。

白莲教起义，其实是乾隆晚年社会危机的一个体现。乾隆晚年，社会人口急剧增加，可以耕种的田地却开发完了。许多人流离失所，躲进一些川鄂陕边界的原始森林。

无处谋生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滋生问题。乾隆禅位没几天，就发生了白莲教起义。

乾隆在当太上皇的三年期间，除了享受生活，其他精力几乎都用于平定白莲教。仅仅三年时间，朝廷出动十万军队，花掉军饷七千万两。乾隆虽对捷报望穿秋水，结果却适得其反，白莲教的实力还在蔓延。

满朝文武，关系到这场战争的每个人，都将其当成了中饱私囊的机会。八旗、绿营已经迅速堕落，基本丧失战斗力。

这次起义，撕掉了盛世的面纱。

乾隆不了解世界形势，对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缺乏与时俱进的能力。所以，马嘎尔尼送带来的先进科技，并未引起乾隆的重视，也没让他看到大清的落后。

乾隆一生都致力于排除大清的威胁，可面对最大的威胁——时代，他却无动于衷。

秋媚说：乾隆晚年，盛世的本质已经变成一件皇帝的新衣。乾隆乐在其中，臣子看破不说破，只图一时安逸，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人口压力、“和珅们”涌现、与世界潮流渐行渐远、君臣愚昧等问题潜伏于大清朝水下，一旦遇事，就会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