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小小岛国，能够严重威胁到大明皇朝东海沿岸数省的安全，造成了百姓们的流离失所，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说法，倒应该是大明国的兵士越海去进攻小日本才对呀。当时的日本国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繁，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但是大明皇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度，是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统治的国家，中央政府指挥地方和军队，犹如身之使臂，极少会发生抗命不遵的事情。同时明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队，人数多达二百万。（《太宗实录》页589，所述之数）这一假想的逻辑不符合现实情况。

——蹂躏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海盗。海盗多数为乌合之众，抢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旋既便会呼啸而退。而倭寇刚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同时还要围攻城池。在倭寇的成员中并非全部都来自日本国，而其中混有许多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担任着高级头目。一些声威赫赫的海盗头目，会和当地的乡绅互相勾结，给朝廷围剿倭寇带来了诸多的困难。

——这些日本海盗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是低层的组织能力相当的出色，同为海盗，日本人的低层社会结构具有严密的组织性。跟据记载，倭寇不论是作战抢掠，还是宿营休息，有一套极为严格的纪律管制。他们各个小股队伍的战法一致，互相照应，不断地能以寡敌众，击败在数量上占极对优势的大明朝官军。

——除此之外，倭寇在与大队官兵遭遇时，首先会采用守势来削减官军的锐气，再想办法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而待机出击。其时的戚继光记录有初抗倭时的情况说明：“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赌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惰气冲击；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政府官军围剿倭寇，实际上是大明官兵的外行用来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跟据以上的实际情况，戚继光便着手组建他的新军，兵源不再接收来自军户的官兵，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志愿兵。朝廷已深知倭寇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不得不批准戚继光组建新军的计划，并且用加征新税的手段，作用于招募和训练的资金。朝廷用这种方式来支持新军，戚继光告诫他的军官和士兵，应该知所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又不用你耕种劳作，养你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陈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

——戚继光在战斗中所制定的赏罚原则，也与众不同，赏罚并不取决于战斗的胜负。即使是大败，有功者仍然给于奖励，，相反，大胜以后，作战不力者，临阵脱逃者照样严惩。戚继光的严格治军方针，造就了一支坚强勇敢，无往而不胜的戚家军。在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时，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官兵训话，只有他从南方带去的军士，雨中几小时而屹立不动，其它将士已不成军。

——在戚继光之前，军中注重的是个人武艺高强与否，能把兵器舞动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民间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有武艺的僧人，江湖术士都被招聘入伍。在实战中，英雄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领悟集体相互配合作战的重要性。在这支戚家军的训练中，戚继光创造了以班为单位的集体作战战术。对于一个步兵班作出了如下的配置：一个班上，没队长一名、火夫一名，战士十人。这十名军士，有四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主力，其前方又有四士兵分两边；右方的一士兵持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一士兵持园形藤牌。稍后的左右两士兵则手执“狼筅”（即长有一丈三尺左右的毛竹制造的兵器）。后卫的两个士兵携带山字形镋钗，为铁制，长七、八尺，顶踹有一凹处可放置火药，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陈。这就是戚继光所创导的抗倭“鸳鸯陈”法。这一互相配合的作战方法，力量大大高于单兵作战的方式，把倭寇小股配合的作战队伍打得落花流水。

——在抗击倭寇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但是至善至美的将领，还是一位精通民间武术的威猛武将。他把官府观赏武术，与对陈打仗的实用武术分开来演习。他把传统的正规的枪法加以改革，使之符合实战的需要。他注重集体配合的同时，要求士兵提高个人战力。他不但改革枪法；把“楊家枪”的长枪不能短用的弊端，给予改革。而且把传统拳术也加以改革，并写出了著名的《拳经》一书。《拳经》中的招式，大多被后来的太极拳所采用。戚继光是一位在战略上有大成就的将领，在战术有大贡献武学之人，并且对后来的太极拳的形成，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