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2019年以西周时期遗存为主的考古工作不多，但如下几项工作可圈可点。

丰镐遗址是西周王朝的首都“宗周”所在地，位于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在沣河西岸和东岸，分别是丰京和镐京。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丰京故地，集中对西周时期的制陶遗存进行专项工作。2019年度发掘，基本确定了制陶遗址的东北界、西界和南界；同一组陶窑集中分布区内的窑址虽年代同属于西周晚期，但时间上有相对早晚。本年度还发现并非所有陶窑同时烧制陶器。精细化的发掘不但对制陶工艺流程与细节有深入了解，也对于同一个作坊的不同功能区空间分布有了新的认识，确定了沣京制陶的制坯、晾坯与烧制区域并不在一起。同时，根据植物考古初步鉴定结果，发现烧陶的主要燃料可能不是木材。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则围绕官庄村南的夯土基址开展工作，目前该建筑基址尚未能完全清理，但发现了多种建筑构件，其中槽形板瓦的发现填补了学术空白，也为了解丰镐大型建筑基址的布局关系增加了新的资料。

在陕西宝鸡，旭光村一带在多年后再次发现一组规划有序、呈“一”字形排列的墓地。本次发现的5座墓葬，等级相近，墓室面积多在6-10平米之间。虽然等级不是太高，但出土的遗物却十分重要。在编号为M2的墓葬中发现的原始瓷瓿是目前陕西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一件，可能来自南方。M4出土的金箔饰包裹于杖、杆类器物之上，性质特殊。根据媒体已经披露的消息可知该墓地出土了一件青铜簋上的铭文为“（帝+大）伯作宝尊彝”，这暗示旭光村地区可能存在一个类似鱼伯的未知族群团体。

宝鸡旭光墓地出土铜卣

宝鸡旭光墓地发掘现场

根据零散的媒体信息可知，沉寂许久的燕国考古也有新启动。为配合大遗址保护工作、遗址公园建设和董家林、黄土店村的整体搬迁，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在本年度重启工作。年度工作的重点是大面积勘探以深入了解遗址功能区划。经局部解剖，发现了疑似南城墙的遗存，同时，琉璃河遗址西周晚期遗存的发现为了解遗址的废弃时代，提供了新资料。为配合基本建设而大规模发掘的大兴旧宫地点，与琉璃河遗址隔永定河相望，获得了较丰富的西周时期遗存。所获遗存年代偏早，包含较多本地土著因素。旧宫的新发现，十分重要，或许为了解西周早期燕国初封的地缘政治环境提供了一把钥匙。

东周

2019年涉及三代时期考古的新发现中，大江南北各东周诸侯国的新发现异彩纷呈，格外突出。以下，我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分别予以介绍。

陇东宁县马莲河、九龙河流域的石家-遇村遗址2019年持续工作。零星的网络报道显示，新工作不但在石家墓地又发掘了数座贵族墓葬，还在遇村遗址新发现了城址线索。这一发现将为了解两周之际周秦势力转换之时的秦、周、戎人关系，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料。

石家

车马坑下的殉人坑

石家

M40随葬玉饰件

石家

M216随葬铜鼎

石家

M218

石家

M257随葬金虎

石家

MK5

在雍城，春秋时期的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持续发掘。该车马坑位于一号大墓东墓道南侧，平面近凸字形，全长近86.5米。钻探情况显示，该车马坑坑体内有两道东西向的生土隔梁将坑体分割为巷道，巷道内放置车马。坑体西端较浅，可能放置珍禽动物。2019年的发掘，仅向下清理了10.8米，距离坑底尚有4米左右。车马坑被盗严重，但零星出土了不少珍贵遗物。钻探显示出的车马坑布局，为研究秦始皇陵陪葬坑的渊源关系极为重要。

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发掘现场

临潼秦东陵一号陵园内偏南的ZM1数年前被盗，本年度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由于该墓规模宏大，2019年的发掘仅以探方法清理该墓地面部分。清理与勘探显示该墓为“亚”字形的四出墓道墓葬，各墓道有台阶与耳室。墓室以上的部分未经夯筑，亦未见祭祀建筑遗存。南墓道以南20米处，发现一处建筑基址，不排除为陵园内的祭祀建筑。ZM1的发掘工作为秦公陵园埋藏制度、封土制度的演变及陵园内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最新资料。

在前几年工作基础上，关中东部的澄城县刘家洼遗址经调查勘探，新发现了一处中等贵族墓地，墓室面积皆在15平方米以下，2019年工作的核心即围绕该墓地展开。新清理的墓葬葬俗与之前芮国的墓地较为接近，随葬品组合亦相类，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晚。M2发现的方形山子形盖簋，形制较罕见。这处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为了解刘家洼芮国城邑内的人群等级分层和城邑布局结构，至关重要。

在一河之隔的黄河东岸的山西闻喜邱家庄墓地，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有了令人惊艳的发现。抢救发掘的战国早期墓葬M5001，虽然墓葬被盗状况惨烈，但发掘所获信息已堪称惊人。该墓无墓道，但墓口东西宽14.3，南北长13.5米，面积达193平米左右，规模宏大。墓内分四层台阶逐层构筑，墓室的木椁外另外积石积炭防护。作为山西省已发掘的最大东周墓葬，该墓的体量在国内也可数得上号。在已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该墓的墓口面积接近曲沃柳泉的两座晋公大墓墓室面积，接近中山王墓的椁室，小于新郑胡庄的韩王陵和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如此大型的墓葬，发掘者推测为战国初的晋公室高级女性贵族墓葬或有一定道理。但同时期王室贵族墓葬，皆有墓道，而该墓没有墓道，故对墓主的性质推测似应更谨慎为好。

该墓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墓室墓口以上，发现有东西宽21.6米，南北长26.6米，面积达574平米以上的建筑基址，基址的外围再用板瓦和筒瓦组成的散水类护坡。这样罕见的墓上建筑，不由令人想起三晋公室大墓亦曾发现过墓上的建筑基址，比如与魏公室有关的固围村M2、赵王陵和新郑胡庄大墓都有类似的建筑。而中山王墓兆域图的发现暗示，邱家庄M5001很可能就是另一例墓上的“堂”、“寝”类建筑。这为研究周代墓祭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邱家庄M5001墓室

M5001出土玉器

在河北，行唐故郡战国遗址继续发掘。综合媒体零星线索可知，本年度该遗址南北向积石墓的新发现为判断该遗址的延续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此类墓葬目前数量极少，但随葬仿铜陶礼器鼎、豆、壶、匜、球腹壶等，年代当较之前东向墓葬略晚。

河南省的两周考古工作重心仍在城邑。

新郑郑韩故城去年的工作以配合基建为主。仓城路小学基建项目发现一处大致呈西北-东南向的大型夯土，其性质可能为隔城墙的南段，也可能是仓城城墙或者大型建筑。在夯土外，发现了与夯土同样走向的相互叠压的几条东周道路。郑韩路东延基建项目，发现有一处大型夯土，推测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坊房基。

在荥阳官庄遗址，以既往数年工作的铸造作坊南北两侧为2019年的工作区。在北区，发现早晚两座房址，晚期房址是长期使用的作坊，早期房址则可能是一座高等级建筑。南区发现两条道路，表面可见车辙。

夏庄墓地的发现在秋冬之际曾引发媒体的关注。该墓地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龙窝村夏庄小组东北，已发掘的29座墓葬全部是其南侧大墓“不见冢”的陪葬墓，除3座墓道被破坏以外，其余全为甲字形岩坑或土坑竖穴墓，有的带有车马坑。说明陪葬墓墓主生前地位较高。当地媒体和部分先秦史学者推测这批墓葬与“王子朝携周典奔楚”的事件有关。但媒体披露消息中尚看不到较为确切的证据。

安徽寿县西圈墓地的考古工作新发现，是在学术与工作指导思路转换后的产物，体现了工地主持人的学术敏锐性。近期的新发现为研究寿春地区州来、下蔡和楚寿郢的时空关系、城邑地望提供了新的线索。新发现的南北向墓葬，出土“蔡侯产”戟和原始瓷，为研究吴、蔡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东西向楚系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寿春城战国中期遗存的空白，为探索寿县地区战国早中期的政治格局变迁、文化面貌更迭、地权与功能转换拓展了认识。

鲁西南地区的东周时期考古工作近几年喜讯不断。滕州大韩墓地在2017至2019年间持续发掘，共清理东周墓葬195座，其中，小型墓葬149座，大中型墓葬46座。该墓地以土岗顶点为中心，呈放射线状分布，在同一墓地中墓道朝向迥异的布局和长时间的延续使用，使该墓地的学术意义重大。邹城市邾国故城发掘的战国大墓，为研究邾国文化遗存及其与越国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资料。

大韩

首先，大遗址的考古工作整体思路已经从“大发现”转向功能和空间布局探索，集中突击转向长期有计划、有目的的持续工作。石峁、陶寺、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遗址群、纪南城、曲阜鲁故城、秦都雍城、咸阳等遗址的发现无不体现了这种思路。而类似大韩墓地、枣树林墓地、刘家洼遗址、官庄遗址、八墓墩墓园等新发现的遗址也逐步采取这种方式，将墓地当做大遗址来整体规划发掘与研究，因而才能取得不断的新进展。

其次，精细化的操作为全面提取信息提供保障，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项目开始注重合作研究。近年来三代考古的工作，无论是在哪一处遗址，无不是将多学科技术手段引入研究，将实验室前置于田野发掘工地，并且在发掘阶段就深入利用文物保护技术，因而获取了之前不可能第一时间获取的信息。实验室发掘、田野操作精细化手段的运用和与外单位专家进行多学科合作，让类似石峁遗址、洹北商城、丰镐制陶遗址、大韩墓地、枣树林墓地、苏家垄遗址等发掘项目受益匪浅。

再次，学术意识开始引导发掘与调查工作，课题合作制让三代考古研究走上了新时代。无论是在“考古中国”的整体统筹之下，还是对河套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的综合研究，还是对中原与周边地区冶金技术研究的课题关注，还是对早期秦文化与秦戎关系的探讨，2019年一系列看似偶然的新发现，其实无一不是长期课题研究和学术意识更迭的产物。而类似肥西三官庙、阜南迎水寺、郑州商城祭祀遗存的成果，也是在学术思路的指导下，对基建考古工作学术前置的产物。

2019年已经过去了，但三代考古的新时代却刚刚开启。在2020年内，我们一定能见到更多更新更重要的新发现。

（文字资料信息源自《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公众号、中国考古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多家媒体的网络资源以及陕西、湖南、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市考古的官方网站，图片资料亦引自上述网络与相关平面媒体，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