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新旧党政中，苏轼与程颐都是旧党，为何两人争斗不断？

电视剧《清平乐》给大家塑造了一个宽仁、和孝、聪明干练、智计百出的圣君明主。可是历史上的宋仁宗却给宋神宗丢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宋王朝——沉重的岁币负担、“三冗”问题尾大不掉。宋神宗接手大宋之时，大宋王朝经济世界第一，政府却无余钱可用；庞大的官僚机构，却无法政通令达；多达百万的禁军不对，却无一战之力！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行将就木，刚刚继位一年多的宋神宗，就匆匆启动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熙宁二年开始，之后四年时间，先后颁布了八项新法！这样匆忙而又迅猛的变法，引起大量守旧力量的反对。但是新法在宋神宗的坚持下，持续推进。虽然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富国强兵，却在大宋王朝内部引起了剧烈的新旧党争！新党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革新；旧党以司马光为首，由多股势力组成，反对变法！从王安石变法推出开始，新旧党政一直持续到北宋王朝灭亡！

《清平乐》剧照

旧党当政

宋神宗去世之后，由年仅九岁的宋哲宗继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启用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开始恢复旧法。司马光当政之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中，笼络了以苏轼为首蜀中官员，以程颐为首的洛阳官员和以刘挚﹑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等三股势力组成了强大的旧党。随后贬黜新党成员，召回旧党骨干，废除新法。然而天命不假，司马光在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去世。司马光去世之后，旧党群龙无首。

司马光

蜀洛党争的开端

苏程结怨

司马光去世，群臣完成明堂祭拜大典，纷纷结伴，准备前去祭祀司马光。可是此时程颐却出来阻拦大家，引用孔子的话说：“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今天完成了明堂祭拜大典，不能祭祀司马光。一众旧党大臣都感觉这样不近人情。身为性情中人的苏轼更是立即反驳道：“此是枉死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而不是孔夫子的礼”由此群臣哗然！加上程颐是由司马光引荐，担任崇政殿说书之职，此时却反对祭祀司马光，因此被群臣嘲笑，苏轼与程颐也因此结怨。

王安石

苏程结怨的实质

苏程结怨看似是去不去祭祀司马光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两个人哲学思想的斗争。程颢是继韩愈之后的又一位儒家思想的大成者，程朱理学的开创人物。因此他认为“儒家思想”“礼制”等先贤思想、礼制高于一切，朝堂之上君臣所作所为当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依据。因此也就有了上面为了孔子“日哭则不歌”的礼制，阻止众人祭祀司马光。而苏轼在经历过“乌台诗案”与“黄州之贬”后，思想上已经杂糅儒家、道家、佛家三家思想，所追求的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对待礼法，已经稍显随性。再加上苏轼本身对程颐思想的看法（苏轼数次说程颐“奸伪”），于是就出现了上面，两位朝中重臣（程颐是帝师，苏轼是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泼妇骂街似的思想辩论！归根结底是两人的争论是哲学思想的争论。

洛阳二程

蜀洛党争

苏轼一番说辞可谓是让程颐颜面扫地，于是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所谓洛党，再次拿苏轼策论做文章，说其中“仁祖之忠厚”与“神考之励精”两句时政观点，是苏轼诬蔑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应予治罪。蜀人吕陶﹑上官均等所谓蜀党，不肯坐视苏轼所受排击，上章论列朱光庭借机为程颐泄私忿。无所偏袒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奏章太过分，而侧身于朔党的王岩叟则支持程颐。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苏轼厌倦京城争斗，自请离京，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离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而程颐因也为苏轼的一番奚落被高太后免去崇政殿说书之职。以刘挚﹑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成为了这场党争的最大胜利者。

东坡赏月

蜀洛党争的实质

蜀洛党争的起点是苏程结怨，但是其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两派的政治观点差异。洛党在教育、农田水利、赋役等方面与王安石等新党保持着一致的看法。强调以思想来改变社会现实。例如程颐曾经说“不欲为闲言语”，“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来表达对现在士大夫喜欢搞文学的不理解，认为他们是在浪费生命。而蜀党对于新法和新法理论则表现出不一样的看法。蜀党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对待新法的态度也是一样，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固执于某一种思想。这两种政治观点的爆发点就是苏程两人关于祭祀司马光的“日哭则不歌”的礼制争论。

宋明理学

蜀洛党争的影响

司马光去世之后，虽然旧党人员当政，但是旧党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旧党内部党争不断，造成旧党执政期间，政治黑暗，这引起宋哲宗的极大不满。宋哲宗亲政之后对元祐年间当政的旧党官员清算，并将之称为“元祐党人”，旧党官员几乎无一幸免，被贬岭南等地。随后宋哲宗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让宋朝从元祐年间的黑暗之中稍稍恢复。但是宋朝的党争并没有因此结束，而是随着“元祐党人”的诞生一直延续到了宋朝灭亡。元祐年间的蜀洛党争所造成的的政治动荡和新旧党争从政治观点之争变成挟私报复的意气之争，是将宋朝推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