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为何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的痛改前非

征和四年（前89）六月，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下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

在与匈奴进行了四十三年的战争之后，漢武帝终于痛苦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无力再战。

汉帝国此时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前两年（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遭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追随儿子而去;第二年（前90），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几乎已宣告了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挫败之外，刘彻此时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的丰厚家底，《汉书》中的说法是“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轮台诏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禅仪式上，据说还曾作过比轮台诏更为深刻的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给了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但无论如何，正是在司马光的笔下，汉武帝才被加倍赋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而司马光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改过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唱对台戏，隐隐有讽喻赵宋天子“改过”，早日与变法切割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