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有一种主流的说法是，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是被后来历代文人视为乱臣之人，的确，王安石变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但是把一个国家的灭亡甩锅给一个人是不是太牵强了。

可以说北宋被灭比较突然，南方方腊反叛，大量精锐禁军南下平乱滞留。西军攻入西夏深处拓边来不及回援，北军因童贯被杀群龙无首才被金兵直接突入。不过宋朝损失的只是大部分皇室和中央官僚，军队和地方组织没有被破坏。所以赵构才能跑到南方为宋朝续命。

北宋持续167年，期间一直在北部屯驻重兵，抵御辽、西夏以及女真，国家财政在仁宗时期已经入不敷出。北宋两次改革失败，主要原因还是皇帝魄力不足，无法始终坚定的信任改革派。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演变为党争，其源头在神宗以及宋室皇家所信奉的“议论相绞”，喜欢看不同派别的人相互掐架，导致党争愈演愈烈，相互掣肘。所以说这种甩锅理论更多的是赵构的做法，不然赵构总不能说，北宋灭亡是自己父兄太无能了吧？

客观的说，北宋到神宗之时不是要不要变法的问题而是怎么变法如何变法的问题。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是对的，但是王安石变法也的确是有缺陷的，就是在政治领域举措很少，变法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而政治军事和经济必须平衡发展缺一不可，王安石变法缺乏政治领域的举措估计是受了庆历新政失败的影响。

历来说王安石变法是造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其实并不公正客观，实际上北宋的灭亡主要是变法没有成功，人们在打破一个旧制度的同时必须及时建立一个新制度来弥补空缺，而北宋的变法发展到后期纯粹变成了新旧两派攻击对方的工具了，这样一来变法的积极意义就不存在了。加之徽宗上台后重用的都是心性险恶之徒，在他们手中新法不过是个人谋利的工具而已，后来正巧又遇到了金人的入侵北宋当时又太虚弱所以只有灭亡一途了，只是可惜了当时的老百姓了！

再者王安石自身性格缺陷也是一个原因，不知变通，一些人支持变法，但有不同观点，结果一样被打击，而那些听话的人，王安石也不考察人品才能怎么样，大多留用，导致的结果就是，变法举措到了地方就变了味，比如，政府出钱借贷给百姓并收取利息，富民不愿意借贷（一来不需要，二来不愿意背负利息），可是主政者为了完成放贷指标（可能不仅有钱数指标，也有人数指标，范围越大越好），所有老百姓都要配给借贷额度。同时，为了防止百姓逃跑违约，强令贫民富民互相担保。贫民一旦破产，无法还本偿息，只好逃跑；而富民因为有产业无法逃走，同时又为多个贫民担保，只好承担逃跑者的贷款。天长日久，贫民都跑干净了，富民也沦落成贫民了。

类似的情况太多了，本来变法确实能北宋变大变强，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无一例外的犯了大忌，本拉就是触动了北宋统治的根基，是打压贵族实惠农民的政策，最后由于实际的施政者变样的实行，重担全部分摊到了农民头上，这样下来，农民和贵族都得罪了。伤贵族加速变法的失败，同时还了伤农民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只能说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太超前了，王安石应该出现在晚清，但是王安石在错误的时间带着一群错误的人进行了超前的改革，当时王安石进行改革，虽然大宋国库增加了不少，但是大部分人反对，王安石只能提拔小人，王钦若就是一个，蔡京也是，而且王安石个人私事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太执拗了，欧阳修是王安石的恩师，欧阳修对变法提拔了一点意见，直接把欧阳修贬出了京城，而且把韩琦也赶走了，韩琦是什么人，宋英宗，宋神宗能当上皇帝韩琦有定策之功，应该要客气一点，还有就是王安石私下里搞起了党派，所以从此北宋就是新派旧派斗争不停，宋神宗去世，高太后辅政，然后赶出新派，重用司马光为首的旧派，宋哲宗亲政，重用新派，把旧派都被贬了，哲宗死了，向太后又开始用了旧派，宋徽宗亲政又用了新派，党争不断。总的来说，变法就是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必大智大勇者不可，王安石实施变法其本人性格及能力有缺陷，导致朝堂党政之争，乱用奸佞小人，地方官吏贪污腐败强摊百姓，徽宗神宗皆不是治国之君，变法非一人一时之事，变法失败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