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咸阳市乾县县城往北6000米，有一座梁山，泔河环其东，漠水绕其西。李治和武则天就合葬在这梁山上，世人称为乾陵。在乾陵朱雀门外的司马道东侧，有一座7.53米高，2.1米宽，1.49米厚，重达98.8吨重的石碑，就是大名鼎鼎的“无字碑”。与无字碑对应的是武则天亲自撰写碑文的“述圣碑”，用8000余字对李治文治武功大加赞扬。

为什么无字碑上刻着精美的雕塑却不着一字？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武则天以一介女流位登大宝，并对大唐宗室大开杀戒，在封建社会可谓是滔天大罪。可她治理国家的能力却又让人不得不服，是非功过实难评说。而武则天也深知，如果粉饰自己必将招来攻讦，所以不留一字。

不得不说，这一招极为高明。后世在无字碑上刻下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宋、金、元、清每代不绝，草、隶、篆、行各种字体都有，基本上没有对她大肆批评的话。武则天可算是得偿所愿，用一块无字碑赢得身后名。

在乎身后名的不止武则天和历代帝王，文武大臣也不例外。辛弃疾就曾写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即便到了现代，人们都有一个观念：不言故者是非，以示尊重。那么，是谁给了天下一副深邃的眼光，注视着芸芸众生。让历朝历代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贩、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不得不有所思考，不再无所顾忌。

这样深邃的目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没有。唯独中国有，因为中国有汉朝，汉朝有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给了整个民族数千年的共同目光。正是这代代延续的目光，让中国文化有了统一的精神价值，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为历史的创造者。那悬在头顶的煌煌史笔成为整个族群的精神价值归向。

《史记》问世之后，很快成了以后全部史学著作的标杆，后来著书立说的贤者把一场场烽火狼烟，一次次改朝换代安顿到一本本史册。透过这一本本史册，我看到一个面色苍白、身体赢弱的男子。他正承受着巨大的屈辱，但目光依旧清澈坚定。

我们无法想象，他活着需要多大的勇气，那瘦弱的身躯蕴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格力量。在《报任安书》当中，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司马迁用8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而下，最后迸出“最下腐刑及矣”。犹如激流蜿蜒一朝迸发，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报任安书》这封信从司马迁所在的屈辱之地寄向任安所要踏入的地狱之门，是一个生不如死的人写给一个马上要被处死的人的书信。正是这封信，让我们深刻理解司马迁：仅仅是因为一番温和的仗义之言而深陷屈辱，在生不如死的屈辱当中选择活下去是多么痛苦。但是为了完成《史记》，他拒绝了死亡的诱惑。

司马迁诞生于大汉帝国，大汉帝国因为有他，在浩瀚的历史面前无比骄傲，骄傲到可以雄视万代。大汉帝国又残害了他，因为自私自利，因为没有担当，残害了一个正直善良品行高贵的贤者。大汉国，因为他的遭遇而羞愧，羞愧到难以见人。

汉武帝的励精图厉文治武功足以彪炳史册，让我们整个族群有了脊梁，并以他的朝代命名。可是不管他如何圣明，残害司马迁是他无法翻案的恶行。就好比秦始皇，不管他统一六国的功勋如何伟大，焚书坑儒是他洗刷不了的污点。

政权可以摧毁，朝代可以更迭，但文化不能，那是整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