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初敦煌莫高窟被发现，吸引了一批批外国探险家，其中伯希和（1908年）、奥登堡（1914年）曾拍摄了不少数敦煌旧照。不过，最系统和最完整的敦煌照片还是时任中央日报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所拍。1943年，罗寄梅受聘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携夫人到敦煌，承担起对敦煌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洞窟进行拍摄存档的任务。
本文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对罗氏敦煌石窟照片进行调查整理之后所撰写的论文之一，集中讨论罗寄梅拍摄的敦煌石窟照片价值与意义。
罗寄梅夫妇与张大千（摄于美国加州）
1943 年，罗寄梅夫妇到敦煌从事摄影工作，拍摄了2000多张石窟照片。这些照片现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唐氏研究中心。1971 年，东京大学从罗氏夫妇处购得敦煌照片近2600 幅，使日本的敦煌研究者开始利用这些照片。21 世纪初，罗夫人与梅隆基金会达成协议，把这部分照片在因特网上公布。
这批敦煌石窟的照片逐步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并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中。秋山光和曾发表文章，指出这批照片的学术价值。他认为罗氏照片的特色在于对各壁的细部进行细致的拍摄，全部图片主要对伯希和照片有很大的补充，对样式和技法的研究极为有用，而且有些塑像及题记的细部也拍摄下来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外学者不能到敦煌实地考察的年代，这批照片确实起过重要的参考作用。
2010 年，受普林斯顿大学唐氏研究中心的邀请，笔者有幸参加整理罗寄梅所拍摄的敦煌石窟照片（以下简称“罗氏照片”），得以全面了解这批照片的情况。经笔者整理的照片共有3221 幅，涉及敦煌莫高窟327 个窟、榆林窟21 个窟，并有相当多的石窟外景及周边环境照片。以下从几个方面来谈谈这些照片的价值和特点。
一、关于罗氏照片的具体内容
关于罗寄梅夫妇到敦煌拍摄的时间，或云1942 年，如罗寄梅《安西榆林窟的壁画》一文的编者说明为1942 年春天。罗寄梅受当时的教育部派遣，为筹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而拍摄敦煌石窟，而常书鸿则是筹备委员会的直接负责人，常书鸿最初到敦煌的时间是1943 年3 月24 日，罗寄梅去敦煌的时间应与常书鸿达到敦煌的时间相差不远。
又据新近出版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中刊布了向达于1943 年5 月15 日致曾昭燏的信中云：“在安西遇到中央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长沙人）夫妇及摄影记者顾廷鹏二君，受敦煌艺术研究所之托，拟遍摄千佛洞各窟壁画，携带材料甚多，计划工作半年，今日亦抵万佛峡。大约于六月三日班车赴敦煌。如能为千佛洞、万佛峡留一详细记录，诚盛事矣。”
这里很明确，向达于5月15日到榆林窟时，罗寄梅夫妇也于当天到达榆林窟。据笔者在美国调查时罗夫人告知，他们快到达敦煌时，因张大千先生正在榆林窟临摹，他们便先由安西县进入榆林窟，在榆林窟拍摄了一段时间，才去莫高窟的。这与向达先生书信所记时间相吻合。说明罗寄梅夫妇先于1943 年5 月到榆林窟，其后才到敦煌莫高窟。
由于没有完备的档案，关于罗氏敦煌石窟照片总数，至今也没有正式的记录。经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所见照片共计3221 张。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成了《普林斯顿大学藏敦煌石窟图片总录》一册，对每一幅图片的内容做了记录，并核实了洞窟号与图片在窟中的位置，也许可以作为一份档案。
由于这些照片长期以来供大学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在不断地翻阅过程中或者放置于别处，或有遗失，显然此次调查所见的数目也并非全部，但这一数目也应占绝大部分。另外，由于当时用的底片较大，特别是部分拍摄壁画全景的照片，往往因教学或研究的需要，在同一底片中取其局部又分别扩印数张照片，这样的情况较多。说明当时在敦煌拍摄的胶片数量不可能有这么多。因此，笼统地估算罗寄梅氏拍摄的胶片有2000 多张，应大致符合事实。
罗氏照片涉及敦煌莫高窟327个洞窟（2872张）、莫高窟外景（146 张）、榆林窟21 个洞窟的内容（187张）和榆林窟的洞窟外景（16张）。此外，还有一些照片反映了当时莫高窟的生活状况以及莫高窟周边的文物，也有部分照片反映了当时敦煌城内人物风情及月牙泉风光。有关莫高窟、榆林窟壁画彩塑等内容是罗氏照片中最主要的内容，按窟号统计如表1—2。
表1 罗氏照片中莫高窟内容统计表
表2 罗氏照片中榆林窟内容统计表
表1、表2中的内容基本上是以时代为序来统计的，时代确定的依据以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及其后修订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11月。后来修订， 增加了榆林窟与西千佛洞的内容，并增加了伯希和、张大千两家编号，改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由文物出版社1996 年12 月出版。）为准，并参照《敦煌学大辞典》及最近研究成果。凡一窟之内有几个时代的内容同时存在的情况，按时代最早者编入。但现存图片中若没有早期的项目，则以现存图片中出现时代最早者编入（例如清代的洞窟基本上是改造前代洞窟的，但如果图片仅有清代内容，就不再归入前代）。
表中的洞窟号一律按敦煌研究院编号。但罗氏照片最早采用的窟号是张大千编号，虽然对于莫高窟诸窟编号至今已发表过多种对照表，但各种对照表都分别存在一定的错误，而某些具体洞窟又往往是两者编号存在不能对应之处。我们尽量采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核实其洞窟号。在张氏编号与敦煌研究院编号对照中有问题的，参考敦煌研究院专家最新发表的成果《重订莫高窟各家窟号对照表说明》。在这项工作完成时，我们也更正了一些罗氏照片原有记录中的窟号以及壁画位置的错误。
二 莫高窟外观的历史记录
莫高窟经历1000多年的营建，外观在不断地发生变化。1907年斯坦因到敦煌，在莫高窟拍有少量照片，次年法国人伯希和对莫高窟进行了较多的拍摄，并在后来出版了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较早记录莫高窟外观及部分洞窟壁画及彩塑的著作。其后，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也都不同程度地拍摄敦煌石窟照片。从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莫高窟外貌特征。但总的来说，那个时代拍摄的照片还是十分有限。况且，限于摄影器材和技术状况以及敦煌实地的艰苦条件，很难得到数量较多而又细部清晰的照片。
罗寄梅到敦煌拍摄照片的时代，正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之时，当时的政府开始重视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但由于敦煌石窟长期以来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拍摄照片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罗寄梅氏无疑是第一次试图全面反映敦煌石窟的一次有系统有计划的拍摄。这些照片的内容几乎包括了在当时所能进入的所有洞窟。既有洞窟的全景或者主要内容，也有很多局部画面或者彩塑的特写。这样细致而完备的图片，是此前各家所拍摄的敦煌照片所不能比拟的。
1944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常书鸿率全所的研究人员一方面对石窟做临摹和调查研究，一方面在不断地修缮洞窟的窟门、栈道、窟檐等。到20 世纪60 年代，中国政府拨款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工程，主要目的是对大部分岩面的危崖进行抢救性的修复，阻止洞窟崖面的垮塌，同时，使每一个洞窟都能有栈道相通。这次巨大的工程从根本上保证了莫高窟的安全，也保障了在洞窟上下行人的安全。
但是，限于当时的财力、物力，只能对洞窟进行抢救，而无法再考虑莫高窟作为文化遗产的外观效果。经过这个工程之后，洞窟的外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虽然过去那种残破纷乱的状态得到了改变，每个洞窟都有了门，但从考古学等方面来看，洞窟的原貌已经没有，洞窟之间的关系也不容易看出来了。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个时代曾在莫高窟工作过的人也相继不在了，现在新一代的人对过去莫高窟的状况知道的很少了。
图1 罗寄梅拍摄的莫高窟第266窟与第268窟之间的通道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罗氏照片保存了20 世纪40 年代初期莫高窟的外貌，对于了解洞窟加固工程以前的莫高窟状况，无疑具有历史价值。到了20世纪，莫高窟大部分栈道都已毁坏，上层的很多洞窟都无法进入。王道士采取了在洞窟内两侧打洞，使并列的洞窟都可以相通，从一个洞窟可以进入另一个洞窟。这样的代价是，无数洞窟中完好的壁画被破坏了，图1 是莫高窟第266窟到第268 窟间的通道，把第266 窟的北墙打通后可见第267 窟，这是第268 窟这组禅窟中南侧西端的一个禅室。与第267 窟相对的北侧禅室为第271 窟，此窟的北壁也被打通，因此，透过打通的墙，一直可以看到第272 窟的北壁。
图2 罗寄梅拍摄的莫高窟第196 窟外观
从罗氏拍摄的部分莫高窟外景照片来看，上层的洞窟如果没有内部的通道，确实难以上去，除非有极高的梯子。有些位置较高而又与旁边洞窟相隔较远的洞窟，也无法打通一个通道。据20 世纪40 年代就到敦煌工作的孙儒僩先生回忆，1944 年常书鸿先生为了调查第196 窟（图2），借助梯子爬上去之后，梯子却倒了，无法下来，工人窦占彪只好爬到山上，用绳子将他拉上去，然后从旁边下山[7]。
图3 罗寄梅拍摄的莫高窟第431窟窟檐
图4 罗寄梅拍摄的莫高窟第444窟窟檐
此外，如第431、435、444 窟等窟前原有木构窟檐建筑，但这些窟檐外的栈道已毁，窟门正处在悬崖边上，十分危险（图3—4）。从这些照片，可以想象当时在洞窟上工作之艰险。因此，如果没有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的莫高窟整体加固工程，这些洞窟的窟檐建筑以及内部的壁画就有塌毁的可能。新修建的保护设施不仅加固了洞窟使之不再倒塌，而且修了全新的栈道，每一个洞窟都可以通行了。
从罗氏照片中，我们注意到有些洞窟前面曾经有过小型佛塔。在一幅洞窟外景图中，我们看到洞窟外有一座小型佛塔（图5），从敦煌地区现存的佛塔来看，应该是土塔。对照王子云等人于1943 年绘制的《敦煌千佛洞全景图卷》，并在莫高窟实地考察，推测可能在今编号第345、346 窟附近的位置。由此，我们知道莫高窟部分洞窟前曾经有过佛塔。从《敦煌千佛洞全景图卷》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莫高窟南部的洞窟如第148、150 窟的前面都曾经有过小型佛塔，但现在都已不存。
图5 罗寄梅拍摄的莫高窟外景（前面有小塔）
在洞窟的入口处有一座小型牌坊，今天仍保存，但以前牌坊额书写的“古汉桥”三个字已被改为“莫高窟”三字了。从罗氏照片中可以看出进入牌坊之后就有一个长长的阶梯，一直通向位于第二层的洞窟第428 窟的窟前（图6）。这个斜向的阶梯过去称为“古汉桥”，但今天也已不存。
图6 罗寄梅拍摄的莫高窟前的小牌坊及古汉桥
图27 罗寄梅拍摄的榆林窟第25窟东壁南侧地藏菩萨像（现在已毁）
莫高窟第156 窟在南北壁靠门的地方曾经建起来了灶台，生火做饭，因此，窟内的壁画被烟熏得厉害。现在这些灶台已经拆除了，但在罗氏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过去有灶台的样子。这无疑对我们研究莫高窟历史有重要意义。此外有不少洞窟彩塑或壁画，如果比对罗氏照片，可能还有很多差异，相信在将来罗氏照片全部出版后，会有更多的发现和研究。
四 小结
综上所述，不论是对敦煌石窟外观历史形象的保存，还是对很多洞窟内容的比较研究，罗氏照片都体现出重要的历史价值。如果考虑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各种变化，在今后对敦煌石窟的研究中，很多方面仍然有必要参考罗氏照片。20世纪40年代以后，敦煌石窟的变化可能有如下原因：
1. 1945 年8 月，敦煌艺术研究所一度被取消，直到1946 年5 月才恢复。在这期间，莫高窟的管理状况可能不太好。洞窟内部可能受到某些人为的破坏。
2. 由于人力、物力的原因，保护条件较差，对于岩壁的塌毁或壁画的脱落以及各种病害无能为力，出现了自然损坏。
3. 1960 年代进行大规模的加固工程，除了洞窟外貌有较大的改变，对部分洞窟的内部也有所改变。
因此，通过对照罗氏照片，我们可以了解莫高窟那个时代的状况，具有历史价值。敦煌彩塑特别是大量的隋唐彩塑，反映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水平。而在以前很少受世人重视。罗寄梅先生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光线的摄影，完美地表现出敦煌雕塑艺术之美。有的照片比起现代的彩色照片也毫不逊色。
如隋代第424 窟的彩塑菩萨像、唐代第205 窟佛坛南侧的彩塑菩萨像，在自然光的条件下，体现出彩塑的质感，尤其是彩塑面部的神情。第264 窟龛内壁画弟子像通常很少被注意到，壁画生动地表现出佛弟子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反映了唐代画家以线描表现人物的较高境界。壁画在敦煌艺术中数量最大，最富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当时摄影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罗寄梅先生采取了很多独特的办法，使洞窟壁画清晰地展现出来。诸如此类的照片，可以举出很多。
考虑到已有专家从摄影艺术的角度对罗寄梅照片进行分析，本文对这方面不再多谈。由于敦煌石窟中壁画、彩塑的数量十分庞大，经历1000 多年的创造，各时代的精品数不胜数。近年来出版过不少大规模的画册，但与现存的壁画彩塑相比，已出版的数量也只是很少一部分，而已出版的画册无形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一种导向，使人误以为敦煌艺术的代表作只是那些已出版的内容。罗氏敦煌照片因长期未能出版，其独特的视角，往往与今天的出版物完全不同，对我们认识敦煌艺术之美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原载于《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