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吴王阖闾的称霸事业，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左膀右臂——伍子胥和伯嚭。

伯嚭与伍子胥的背景是很相似的，只不过他由楚国奔吴的时间相对较晚。事情的起因是伯嚭的祖父与楚国郤宛是同党，后来因为费无极陷害郤宛，同党伯氏被迫出奔，所以伯嚭就到了吴国，并且做了吴国大夫。他一心复仇，全心全意地服侍吴王阖闾以对抗楚国。

《东周列国·春秋篇》吴王阖闾剧照

目前看来，这对于吴王阖闾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身边除了伍子胥之外，又多了一位了解楚国的能人。

在《吴越春秋》的记录中，伯嚭因为家族先人受戮，寻伍子胥的脚步前来投奔吴国。伯嚭协助吴国，朝夕为训练吴军尽力，且在“入郢之战”中有很大的功劳。到了吴王夫差时期，在《吴越春秋》和《史记》中，伯嚭的形象则变成了——养尊处优、爱财重色，他成了蒙蔽吴王夫差，挑拨伍子胥和吴君关系的小人。

令人不胜唏嘘的是，在伍子胥去世之后，吴王夫差也跟着成了亡国之君。但是《左传》中伯嚭的形象，并非如《史记》和《吴越春秋》中所叙述的那般残暴、陷害忠良，也没有明确的收受贿赂的记录。他的结局，也并不是死于越王勾践之手，而是以降臣的身份侍奉越国。

伯嚭虽然不像小说所言的那样罪大恶极，但是从鲁哀公七年伯嚭召季康子，子贡言：“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以及“反自鄫，以吴为无能为也。”都可以看出伯嚭并非是一位知“礼”制、有远见、具备外交才能之臣，他与“无礼”的君主吴王夫差，正好如出一辙。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伯嚭和伍子胥，二人虽然都是楚人，但是他们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而他们的性格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东周列国·春秋篇》吴王夫差剧照

《越绝书》曾记载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时，王孙骆不敢进忠言，而当吴王要杀太宰嚭时，王孙骆则明确地反对道：“不可！王若杀之，是杀二胥矣”。由此可知，太宰嚭在吴国的地位，与伍子胥一样重要。也有可能是王孙骆害怕自己会被伯嚭的同党灭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知晓，在吴王夫差时期，伯嚭必然处于得势的状况之中。

我们都知道，在吴王阖闾执政时期，伍子胥的地位是高于伯嚭的；到了吴王夫差执政时期，伯嚭却比伍子胥更被君主看重。二人的行为和命运是完全不同的：身为吴国臣子，伍子胥尽心到了最后一刻；伯嚭则变成了重赂轻义、陷害忠良、导致灭国的奸臣。

伍子胥为人精诚廉洁，“外明而知时”，他面对即将身死的处境，依旧“不隐君之过”，可谓是正言忠君，为吴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至于伯嚭，他的智商虽然高，但是“愚”，他巧言令色，善用阴谋诡计来侍奉君主，可谓是“残国伤君之佞臣”。

《东周列国·春秋篇》伍子胥剧照

我们都知道，吴国之所能够成就霸业，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吴王阖闾独到的“用人眼光”。伍子胥出现时，吴王阖闾如获至宝——“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太史公赞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吴王阖闾挑选人才、使用人才的眼光，是楚国所不能及的。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是否能够用对人才，比凭借个人之力还要关键。春秋时期，“楚才晋用”等事例，也说明国君选才善任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礼贤下士者掌握天下，如：齐桓公身边的鲍叔牙、隰朋等人，都是能够治理国家的杰出人物，特别是管仲，齐桓公对管仲不计前嫌，采纳了一系列由管仲提出的治国方略和革新措施；楚庄王委派敢于冒死进谏的伍参、苏从主持国务，最终“一鸣惊人”，使楚国强盛；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委以国政，使秦国内外安定，国力充实。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剧照

由此可见，一个成功的君王身边，必须有许多忠勇刚烈的大臣辅佐。在吴王阖闾的身边，就有来自楚国的伍子胥、伯嚭作为左膀右臂来治理国家。然而，吴王夫差即位后，他一意孤行，不听五十年老臣伍子胥之劝，失去了歼灭越国的最佳时机。不仅如此，他还将伍子胥赐死，最终导致吴国逐渐衰败并覆灭。

从吴国的兴盛衰亡史中，就可以看出，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对于一个国家和君主来说，是多么的关键。

伍子胥在临死之前曾预言吴国天命短暂，如果我们剖析伍子胥的心中所想，那一定是——吴王夫差亲小人、远贤臣，不愿意“近取胜”，反而“远取祸”。正如伍子胥所言，吴国的衰亡，也就成了必然。